《禹贡》说大禹治水，从冀州起始。冀州，依《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注曰：‘自东河至西河。’疏曰：‘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地也。’”所谓西河，指黄河中游流经晋陕大峡谷段；所谓南河，即黄河下游潼关至朝歌（今河南淇县）段；所谓东河，今已湮为陆地。史载公元前602年（鲁宣公七年）之前，黄河下游河道不入鲁境，未与济水合，经朝歌北上，越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北境，自南而北，几近海河而入海。《禹贡》之冀州，就在这“三河”之内。

     《禹贡锥指》说《禹贡》之太原地望，在甘肃平凉，而甘肃平凉，地在雍州，位于西河之西。岂有在西河之东的冀州太原治水，却在西河之西的雍州平凉“既修”之说？胡渭《禹贡锥指》，理不清冀、雍二州区域之别，硬将雍州当冀州，几近无中生有，不攻自破。所谓《禹贡》太原地望平凉说，可以休矣！

     至于王国维等先生的《禹贡》太原地望“汉河东郡”说，首先，汉河东郡辖地广袤，有今运城、临汾两市全境，以及晋城市沁水之西田土，县达数十。以此广阔之域作《禹贡》太原之地望，有失过广、过泛之嫌。是在临汾盆地？还是在运城盆地？亦或在晋城高地之西？颇难自圆其说。

     其次，先生断言“太原一地，当在壶口、梁、歧之东，太岳之西。”弄清梁、歧两山地在何处？太岳之西确指什么地方？《禹贡》太原之地望，自然脱颖而出。《禹贡》之“治梁及歧”，“梁”指梁山，“歧”指“歧山”。宋蔡沈《书集传》明言：“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古之吕梁山与今吕梁山脉概念不同，今吕梁山脉北起朔州黑驼山，南迄河津龙门口，莽莽苍苍350余公里。而古之吕梁山，仅为吕梁山脉中段的一部分，是一个具体的山名。其地望所在《读史方舆纪要》所阐最明：

      吕梁山，州（永宁州今离石市）东北百里，《禹贡》“治梁及岐”。孔氏曰“梁”，吕梁山也，俗名骨脊山，与太原府交城县接界。

《山西山河大全》载：

     骨脊山，原名吕梁山，位置方山县南部，与离石县交界，南北走向。康熙《永宁州志》载：“大禹治水始于此。”古释曰：“吕梁其名骨脊者，此山是窿居中，依然为天地之骨者焉。”

理清“治梁”之“梁”“梁山”“吕梁山”的名称嬗变，以及其地理方位。再探“及歧”之“歧”。所谓“歧”，即“歧山”“狐歧山”。其地理方位《书集传》有载：

     岐山，即今汾州（今汾阳市）介休县狐岐山。胜水所出，东北注于汾。

《山西山河大全》说：“狐岐山，位于介休县天峻山北侧，山腰有洪山泉。”这样，“岐”“岐山”“狐岐山”的山名沿革与地理方位，也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只需再补述一句：梁、岐二山之东不是汉河东郡地，而是汉太原郡地。史料中的永宁州、离石县、方山县、介休县、交城县，都是汉太原郡属县、属地。最南之介休县，位于太岳山西坡、北麓，与汉河东郡，古往今来，从未有丝毫牵扯。

     至于“太岳之西”，太岳即太岳山，古称霍山、霍岳、霍太山。太岳山北起平遥、介休交界处之洞顶山，与太行山衔连；南止霍县之霍山，余脈至今洪洞县东北赵城镇一线，呈东北西南走向。其山之西麓，双池河之北，绵山至灵石一线，是临汾盆地与太原盆地之分界。汉河东郡、太原郡，分居太岳山南北。太岳山北麓，严格说太岳山西北麓，与吕梁山东南麓隔汾河地堑，与梁、歧二山，呈东南西北 ，遥遥相望，中间便是汉太原郡之介休等县（隋将介休南之地析出，置灵石县）。可见，太岳山之西，是汉太原郡而不是汉河东郡。

     王国维先生对《禹贡》太原之地望，所以谬判为“汉河东郡地”，或许正是因其未涉足山西，把吕梁、狐岐、太岳等三座山，在山西的方位弄拧了，故而出此误判，从一开始便自己否定了自己。

     清山西籍太原府兴县人康基田，名著于清“康雍乾盛世”，官累至江南河道总督。其人治学精湛，尤长于历史地理、水系河道之学。一生多有著述，其历史地理名著《晋乘蒐略》，是我国编年史中的杰出代表。有谓“孔子《春秋》立教化，司马光《通鉴》述国政，（康基田）《晋乘蒐略》叙地方。它们代表了编年史演变的三段主要历程。”由于康是太原人，精心于家乡的历史文化研究，更因其曾为“一品大员”的“江南河道总督”，悉心于河流水患，所以，在其《晋乘蒐略》中，对《禹贡》太原之地望，有着独到的见解：

     《禹贡》既修太原，治汾水也。尧时黄水雍汾为患，震及帝都。汾源出太原北之管涔山，流入太原境内，南入平阳。禹“既修太原”于“既载壶口”之后，重帝都也。

     史学巨擘顾炎武。也是深以为《禹贡》太原之地望，非今太原莫属，《在日知录·太原》云：

若《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则是今之晋阳。

     至此，《禹贡》之“既修太原”，其地望确在太原，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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