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并州碑 探五代史（下）
在古代中国，除少数个例以外，女性往往屈居于历史的配角。如今，因墓志、买地券等大量“地下之新材料”得以发现，女性史正逐步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收藏的两方墓志，就铭刻着五代十国两位王姓女性的人生断章。
五代后晋“王氏小娘子”墓志
2005年9月，太原晋祠宾馆院内发现一座五代后晋时期单砖室墓。彩绘砖雕墓室中发现了11件随葬品，墓志只有128字，三言两语就交代了早夭的女性墓主人的基本信息：“河东节度押衙、充都盐麹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郭知密敬为故卿琅琊王氏小娘子，时大晋天福二年（937）岁次丁酉孟夏月十八日庚子，于晋阳县界赤桥社龙山之原安立茔域。千秋万岁，永附山川。故记。”被称为“王氏小娘子”的墓主人，她的身后事全靠后晋河东节度使下属的负责盐、酒专卖的官员——郭知密一手操办。可惜这位出身名门“琅琊王氏”的年轻女子，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因某种不测，丢了卿卿性命，她的本名、社会关系、生平，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团。只剩下墓葬中的银钗、铜钗各一件，还铭记着她在乱世中不曾磨灭的印迹。
北汉太惠妃王氏墓志
▲北汉太惠妃王氏墓志
2009年底，太原市晋源区青阳河村又发现一座五代十国墓葬——北汉太惠妃王氏墓。在这座精美的壁画墓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方珍贵的行书墓志。志文中写道：“洎皇上继登大宝，绍统中区，弥陈燕翼之谋，务赞龙兴之祚。懿范具标于彤管，殊庸迥震于金铺。皇上乃命出纶，俾行启国，即于天会十二年授齐国太夫人，显拜分封之祑，盖酬鞠毓之恩。慈训六宫，出处仪同于启母；恭迎万乘，揖让礼别其周姜。”这位太惠妃，是北汉开国皇帝刘崇的妃嫔，也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媳。北汉乾祐七年（954年，北汉刘崇沿用后汉年号），刘崇病逝，刘崇之子刘钧继位，太惠妃也曾短暂辅佐朝政，北汉天会十二年（968），她被册封为齐国太夫人，三年后，北汉天会十五年（971），57岁的齐国太夫人王氏因中风撒手人寰，被刘钧追赠为“太惠妃”，身后留下了一座精美的壁画墓。同样姓氏、同为乱世，太惠妃王氏比起王氏小娘子，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活到了乱世中的高寿门槛，躲过了城毁国亡的悲剧。
重修蒙山开化寺庄严阁记
五代十国时期的晋阳城，有着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等众多豪杰武夫的风云际会，更有历朝历代留下的江山胜迹、金城汤池。唐初，游历晋阳的玄奘就曾写下“西登童子寺，东望晋阳城。金川千点渌，汾水一条清”的诗篇；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更多晋阳人寄情于山川形胜，藉以忘却兵火战乱的惨象。
晚清胡聘之在《山右石刻丛编》中，辑录了多方五代十国碑刻，其中就有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二年（945）“重修蒙山开化寺庄严阁记”。碑文开头写道，当时的蒙山开化寺“金绳宝树、雁塔蜂台。大有庄严，钵光像法”，可见这座从北齐始建并雕凿大佛、在隋代重修并建造大像阁保护大佛，历经唐代多次重修，再由李克用重建大像阁的寺院，规模宏大、非同一般。
后晋时期，刘知远受封北平王之后，几乎倾其所有，重修了“五层一百三十间”的大像阁，还有开化寺诸多殿宇。在刘知远重修大像阁后，大像阁有了一个新名字——庄严阁。可惜到元末明初，大像阁毁于兵火，蒙山大佛头部也崩塌粉碎，开化寺逐渐毁废。1980年，蒙山大佛残躯重新发现以后，再寻找“重修蒙山开化寺庄严阁记”，不过只剩几块碎石而已。所幸，2015年，考古学家在蒙山开化寺大像阁遗址上，清理出了散碎的“唐朝重修大像阁价钱碑”，经过修复缀合，判断这是五代重刻碑。碑上记载了唐末李克用重修三层大像阁的工程账单，详细、全面记载了修大像阁所用各种材料名称和数量、人工数、经费总数，如“大枋木兼长梁共计一万二千四百六十五根条”“大柱一百六十条”等，总用工“三十五万三千四百工，价钱五万九千”，经费总计“价钱二十一万八千贯文”，换算达2.18亿钱，在唐末甚至可买到2万多头耕牛，不啻为一笔巨款。“价钱碑”的刻立年代，有可能在后晋时期刘知远再次重修大像阁前后。刘知远重修大像阁竣工两年后入主汴京，可惜好景不长，北汉乾祐元年（948）年初，刘知远病逝，留下了耶律德光那句“为何天下选择他而不选择我”的长吁短叹。修复完成的“价钱碑”，如今立在太原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中，继续警示后人清廉干事、透明做事。
天龙寺千佛楼碑
▲千佛楼碑
《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唯一一通北汉碑刻，是现存天龙山圣寿寺东小院碑廊的“天龙寺千佛楼碑”。“千佛楼碑”刻立于北汉广运二年（975），行书，上千字碑文如今已剥蚀不少。碑文中记载了天龙山的灵秀风光、天龙山石窟的昔时盛景，还有天龙山的得名由来：“帝宅之西，五里而远，群山邃谷，延袤萦拥。北自乾坎，南距申酉，苍崖峭壁，怪石灵泉，辟萝荫乳窦以夏寒，藂桂响晴旸而冬绿”“懿哉坤维之上，一舍之遥，偫木阴翳，奇峰崷崒，上有平址，东西仅五十步，北倚石壁，有弥勒阁，内设石像，侍立对峙，容旨温其镌磨之巧，代不能及，昔睿宗皇帝（刘钧）再加添设，功用宛然，次东有池水甚洁，澄湛凝碧”“驯岭西下约三百步，有高寺榜曰‘天龙’。故《易》义云：‘夫龙者，潜即勿用，飞即在上。’‘天龙’之名，固其宜矣。”这就为天龙山石窟第9窟完工于北汉提供了佐证，也交代了天龙山山名源于《易经》中的“飞龙在天”。1000多年过去，除了石窟惨遭劫难，天龙寺和漫山阁屡毁屡建，天龙山绿树成荫、清泉琤琮、云环雾绕的美景，不减当年。清代初年学者吴任臣通过参考“千佛楼碑”碑文，订正了以往史书对北汉年号的误记。清乾隆年间，金石学家王昶将“千佛楼碑”收录入金石学巨著《金石萃编》中，可见其史料价值独特。
北京龙林山梵宇寺记
清徐县城以西，马峪乡碾底村东北梵宇寺内，还保存了另一通五代十国碑刻——“北京龙林山梵宇寺记”，这通碑刻如今已套上玻璃罩，足以显示它的弥足珍贵。“梵宇寺记碑”立于北汉天会七年（963），碑文中提到了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第一次重建寺院时“仿鹫峰而取样，依庐岳以开基，台榭侵云，林鸾驾日”和“地形塽垲，山势幽奇”的盛景，还有那“甘旨澄清，迄今而溢”的圣龙泉。碑文还提到了梵宇寺现存最早建筑——文殊石塔的建造年代“贞元十三载（797）”，为文殊塔建造于唐代提供了确凿的文字信息。又据碑文记载，到北汉天会元年（957），梵宇寺有十六罗汉堂等殿宇房舍多间，规模可谓宏大。可惜，抗战时期，梵宇寺被毁，碑石埋没土中，直到2004年6月修建蓄水池时，方才重见天日，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佐证五代十国时期太原称为“北京”的碑刻。“梵宇寺碑”“千佛楼碑”立碑不过十几年，北宋灭亡北汉，晋阳城也毁于水火，“北京”风华化为焦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