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怀念着祖国
史通
最近，客有从太原来者，谈及该地实际情形，特笔述如次：
目前敌人统治愈严了，统治的花样愈翻新了。欺骗的手段也玩弄得愈形巧妙了。然而，这仅是事情的一面，而且是事情的表面，从这些“愈严”“愈新”“愈巧妙”里，不难想到，对于敌人来说问题是愈严重了。
这严重的问题是：内部不安人心向汉。
人心向汉，不仅老百姓如此，知识分子如此，商人如此，连敌人的警犬——汉奸——的大部分也是如此。
老百姓说：“日本不行了。”吃的是小米高粱，不是从前的大米与白面，穿的是几年前的破烂衣服，冬日不能御寒，漂亮的黄呢制服，早已成为过去的事了，更不行的是“扫荡”起来不但人少，而且战斗力很差。处处表露出捉襟见肘的窘相。
这些“穷斯滥矣”的日本兵，连老百姓的一碗一锅之微，一褂一裤之贱，什么不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假如可能的话，连烧了一半的木头他们也要带走的。这还不是属于“三光政策”，而仅是因为生活太穷，借此换得一些享受。在堡垒增加的阴面，是乌龟壳里的“太君”们大形减少。这增加了他们的恐怖，也传染了群奸。因为他们轻易是不敢出壳的。即使出来，其中大部分还是受了汉奸的怂恿，想借此捞些油水，由这些以及类似这些的事实里，老百姓感到“日本人不行了”。
知识分子的背向，更为明显，为敌人所用者，真可谓寥若晨星，以致七月九日伪《山西新民报》的社论，不得不“沉痛”地认为，知识分子的“万事消极”的态度，为国人“精神上两大病态”之一。“这些人在事变以前，却还本着自己的学识与素养，在政治上教育上文化上发挥着相当的光芒，一到事变以后，就大变异态。不是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就是关门闭户，匿迹销声。”这“异态”使敌人感到彷徨。“假如使全社会士大夫知识阶级的优秀分子，同走了这条冰凉消极的道路，这社会的前途，尚有什么盼望呢？”然而，对敌人没有什么盼望的。倒是这些知识分子对他们玩的“水鸟外交”，在关门闭户匿迹销声做着严肃的工作。
商人，出乎敌人意料地，太原城里的商人现在均有上山之心。他们由秘密的商业来往里，知道了根据地对于正当商业的扶持与奖励，人权财权得到保障的实际情况，这些与他们现在亲身受到的严厉压迫，自然相距天壤的。在营业上，他们从天津等地运来的货物，一定要在太原市上等量出售，以免货物落入八路军之手。要卖给“可靠”的人，价格是划定了的，几乎无利可图。关门呢？那就犯了“有碍观瞻”“妨害市场”的罪。“配给”制度下，商人更被配去大批的货物，除重重的“慰劳”捐、“治安”捐之外，还要花很大一部分金钱，买通汉奸及经济检查班里面的日本浪人，以求得营业与生命的安全。对这些不速之客的“光临”，需要热烈欢迎，并待以上品，否则自己的许多“违法”事件，就会层出不穷。某商人因为少孝敬某汉奸一些金钱，便得了个“卖物给匪军”之罪名，被罚款五万现洋（有五万现洋实是真正的罪由！）；还有因为“妨害市面”的停业而导致枪决，敌人还逼迫他的遗孤，要照常开张，以“繁荣市面”。这样惨痛的事实，是数见不鲜的。不孝敬浪人与汉奸，即是违反了一切规章，有几文钱者，就是理由。在生活方面呢？大米、白面是“军用品”，绝对不许吃，吃则枪决。在“配给”制度下，吃穿的东西不够用，而不必要的东西却非接收“配给”不可。在这样的黑暗里，他们如何能不羡慕民主自由的根据地呢？但交通的困难，城中的联保，却成了他们暂时的障碍。在反“蚕食”斗争的胜利中，在上山的道路改善以后，他们纷至沓来地走向根据地。
谈到太原的特殊阶级，除少数大汉奸以外，那些次于“太君们”的“二老板”们，在日本士兵吃的是小米情况下，他们自然也不怎样舒服。为了吃苦而当汉奸，自非这些人的“素怀”，再加以主子势力日衰，抗日势力日盛（他们体会得最清楚），人民的痛恨，宽大政策的感召，“不恋思想”便在许多汉奸身上繁殖起来，于是，投诚者有之，找关系者有之，暗抗日者亦有之……只有极少数的吸大烟、抽料面、找金钱、嫖破鞋的一些社会上的残渣，也就是上述伪报“社论”列为“二大病态”之另一的“争财如命”之流。这些人以为“这年头，拼着生命做事，不好好弄些后半辈的家当，尚待何时？”他们的目的是如此，尊重“皇军”，自然是“例行公事”。为了发财，他们私允商人向“匪区”运货；为了发财，他们暗害良民；为了发财，他们更以莫须有之罪名陷害其他汉奸，一句话，为了发财，他们可以做一切勾当。假如，有一天，“皇军”的头，可以换得一点好处的话，谁保他们不做这笔生意呢？这一点，日本人也许是知道的。汉奸们也知道日本人不信任自己，“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们知道得非常清楚，但因为对明天失去信念，暂时还被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支配着。
所有这些，日本人是知道的，汉奸们更知道，人民也知道，这些大家知道的丑事，就是太原及敌后许多地方日趋动荡与人心向汉的最大原因。
七月以来，因为汾水为灾，西岸老百姓受到很大的损失，牲畜器具，尽付东流，田地房舍，均沦泽国，收获谈不上，寒衣更无着落。敌伪不但不管这些，而且冲去的同蒲路，要老百姓来修；毁坏的汽车路，要老百姓来补；其他像飞机场、操场、军营等的建筑，也要老百姓来修补，代价是什么呢？每天每人一斤（等于我们的十二两）坏高粱。在大水之后，老百姓丝毫得不到赈济，还要放弃房屋田园的整理，忍饥挨饿的来修补日本人的“生命线”。在日入而息的时候，还要聆听汉奸们“亲善”“友善”“一体”等等的“高论”，对老百姓来说，这不是最大的讽刺吗？
由于日寇强迫移民，近来更由日本移来了大批的“贵宾”，敌人便在“中日两国人民互助”的口号下，强占了大批老百姓的房屋、田地、器具……一任我们老百姓野外漂泊。且今严冬将临，这些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人们，汇为一流，然而他们往哪里流呢？他们已到不能生活的时候了！已是从摆在他们面前的死亡和斗争二者间，坚决选择一条道路的时候了。
在黑暗的统治之下，在生活日益困难之下，社会日趋动荡了，人民更盼望八路军的早日到临，比母亲望孩子归来的心还要厉害些！任凭日人严格封锁八路军的消息，尽管人们每日只看到登着“八路军被消灭了”的伪报，然而，老百姓是聪明的，他们却能从“扫荡”归来的敌军人数与对人民的凶残或“和气”里，从伪军的脸色上，从大批运回来的头颅或骨灰罐里，来听八路军活动的消息。这些日本人无论如何也藏不起来的！
日本人的统治已开始春雪般地溶解了。随着反蚕食斗争的开展，随着敌区人民生活的日益穷困，随着人心思汉的日益普遍化，这溶解将变成一只〔支〕洪流，与抗日反攻洪流汇成一片，冲洗净大地上的污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