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太原就有了汽车厂——西北汽车修理厂;1932年,就造出了山西第一辆汽车——“山西牌”1.5吨载重汽车;1958年,山西汽车制造厂成立,先后推出红卫牌、山西牌、平型关牌载重汽车。
但是今天,太原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汽车品牌。
一百年来,太原,乃至山西的汽车工业发展,走过了一条坎坷崎岖的道路。
不客气地说,到今天也看不到路在何方。
新中国成立后,太原汽车工业基本上与全国同步,虽比不上一汽、二汽,但比起其他厂家也大差不差,改革开放后,面临着相同的发展机遇。
可惜,一个也没有抓住。
1980年代,山汽曾经和二汽联合开发中重卡,推出过一个牌子叫东尼(听着别扭,大约是东风尼桑的意思),造出来卖不动,后来就停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山汽的质量长期被人诟病。当年有个笑话,说他们的汽车厂门都开不出去,与隔壁的山机互换一台产品,结果双方都坏在了半路。

1992年,山汽自主设计研发第一台重卡下线。这一时期是汽车产业激烈竞争的阶段,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阶段。狭路相逢勇者胜,今天的很多著名车企都是那个年代拼杀出来的。
但是偏偏山汽不是那个勇者。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汽车工程师,当年对汽车产业充满了信心与希望。到太原日报工作以后,还与晚报的一位老师进行论战。他写评论说中国不能发展汽车工业,“200年都不能发展”,因为汽车“开起来占地方,停下来也占地方。”我说“中国就是要让家家都有小汽车,也许用不了200年。”

现在看来我说得对,但这里却没有太原汽车的一席之地。
山西汽车是最早布局新能源的,90年代末晋中就推出了甲醇燃料汽车。如今,长治有成功汽车、运城有大运汽车,太原仍然是什么都没有。江湖人称:
秋叶蓝布城。
90年代山汽搬到亲贤街,起初振作了几天,但后来却再而衰、三而竭。2005年左右,中国兵装旗下的长安汽车过来谈合作。我当时就预判前景不妙,怎奈他们头铁,劝不住,在2007年重组山汽,成立太原长安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后来果然经营惨淡。2012年前后,江铃汽车收购太原重汽股权,成立江铃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也是销量不佳。到2020年累计亏损16亿元,落了个资不抵债。
山汽厂址那块地方倒是不错,卖掉开发了房地产,如今叫茂业天地,日进斗金,比苦哈哈地造车舒服多了。
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山西客车厂,1975年由山汽拆分客车业务而成立的,与山汽老厂一墙之隔。

厂址曾是阎锡山的监狱。从风水上看,这地方开工厂不吉利,周围有高墙还有岗楼,典型的易经“困”卦之象。
产品是长途客车,那几年销路还不错。但产品质量,也就只能呵呵。每一辆和另一辆模样都不一样。进厂第一年下车间,车间有一台汽锤,整天叮铛响着,老师傅把钢板锤出带弧度的蒙皮,大差不差,铆到骨架上就行。后来知道,红旗轿车最早也是手搓出来的。
但不能因此否定技术人员——包括我的努力。1989年,山西客车厂开发出一款客货两用汽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皮卡。那时我已离开工厂到报社工作,闻讯大喜,发了一张图片报道,刊于1989年7月18日《太原日报》:

要知道,这个时候长城汽车也才刚成立5年。他们造出第一款皮卡“迪尔(Deer)”,要到7年后的1996年。然而人家1997年就实现了出口中东,后来出了赛弗、哈弗、坦克、长城炮等牌子,越做越大。而我们厂出这款皮卡仅停留在样品阶段,似乎就没出过第二辆。
再后来,客车厂被省监狱的正位继承人山西监狱管理局夺去一半地盘,盖了楼。厂子搬到东山上,车也不造了。“山西SX662”从此驶进了历史深处,再无踪影。
同一时期,规模差不多的郑州客车厂,如今做大了叫宇通集团。武汉客车厂归了国创高科,现在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特新精企业。

还好,山西客车厂原址还留着半拉建筑可供怀念,没有开发了楼盘。
每次路过工厂旧址,看到街上跑的当年客车品牌,总会引发联想:
当年我家孩子如果还在,现在也该这么大了。
太原还出过一款摩托和一款客车,品牌都叫原野。生产厂家是军工企业江阳化工厂,在军转民过程中闯出来的品牌。

原野摩托车当年和嘉陵属同一代产品。年产过万辆,曾是国内摩托工业劲旅。江阳厂长是位能人,不满足于摩托,决定进军汽车市场,利用当时政策,从进口散件组装开始,制造轻型客车,投放市场之后很受欢迎,一度在省内外屡获殊荣。
1993年10月,原野车在中国第二届汽车场地赛中获得小客车组团体冠军,并蝉联旅行车组第一名。我在当年10月8日的《太原日报》上报道了这一盛况。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各种原因,原野摩托车业务早已于90年代彻底退出市场,汽车业务则经历资质保壳、品牌更换与资本重组,原品牌不再使用,原企业只剩下空壳。
往事重提,亦足以令人一叹。
最后插句不算题外的题外话,山西造新车不行,拼装废旧汽车却有两下子,一度泛滥,被民间戏称为“山西二汽”。
2000年代初,在307国道山西交城、文水一带,回收报废汽车,非法拼装后再行销售,加上伪造机动车牌证,一度形成“产业链”,造成严重安全隐患。后来闹得实在不成样子,省工商局和公安厅联手打击了一回,这才遏制了泛滥势头。
对于打击成果,我也做过报道。刊发于2001年6月26日的《工人日报》:

这事让人联想到一个万荣笑话:一个造假农药的贩子被抓住,审判时法官问他,“为什么要造假?”
那货居然理直气壮地回答:
“因为真的不会造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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