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中瑛文章系列】民国时期的太原物价

物价关乎民生，维系经济发展，在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持物价平稳运行，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系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清末以来，因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太原物价波动剧烈，民国前期有所上涨，日伪统治时涨幅尤剧，民国后期急剧飙升，货币严重贬值，人民生活极度困窘。太原解放后，人民政府多措并举，稳定物价，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现予梳理，以飨读者。

一、我国古代物价管理概况

我国自古就对物价有所管理。据《周礼》载，西周时，国家设管理市场的官职——“司市”，下有“胥师”分辨货物真假和质量；“司虎”维持市场秩序；“司稽”稽查盗贼；“质人”检验度量衡；“廛人”征收商税；“贾师”掌管物价。

春秋时，管仲在齐国施行“管山海”，首创“盐铁专卖”，用“寓税于价”增加政府收入。并根据物价涨落，实施“平粜法”，丰年时政府高价买入粮食，避免“谷贱伤农”；荒年时低价卖出，提防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史记·货殖列传》还记载了越国“计然之策”、魏国李俚“尽地力之教”等。

西汉时，桑弘羊推行“均输平准”，各地上缴中央的贡物，一律折成当地出产的低廉产品，交均输官运往短缺之地出售，使国家既能得到各地土特产品，又能在贸易中增加收入，同时还能平抑物价。

上图为西汉时太原郡地图

唐朝天宝年间，为改变安史之乱后财政窘状，将盐政由“直接专卖”改为“间接专卖”，食盐流通税含到盐价中，实行“寓价于税”。并实施“常平法”调节供求，稳定市场价格。

北宋王安石变法有“均输法、青苗法、免疫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市易法限制了商人投机，缓和价格波动，带来商业繁荣，商税因此大增，从而增加财政收入。熙宁五年（1072年）到九年（1076年），仅东京都（开封）市易司就得息钱和市利钱133.2万贯。

明孝宗时，礼部尚书丘浚著《大学衍义补》，内容包括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等，其经济思想在封建社会后期有突出地位。对于货币和物价，认为国家须在垄断货币权基础上，利用货币投放和收敛来调节物价，以使“必物与币两相当”。   

明末小说《金瓶梅》记载了当时工钱身价等情况：傅伙计是西门庆雇来支应铺子的掌柜，每月工钱二两，年底分红。乐师李铭来西门庆家教弹唱，除管饭，一月还有五两银子工钱。西门庆家仆人押送寿礼给守备夫人，得小费一方手帕、三钱银子；抬盒小厮每人得一百文钱。纨绔子弟王三官儿求见西门庆，给看门小厮二钱银子。地方长官、巡按宋御史送来“鲜猪一口、金酒二尊、公纸四刀、小书一部”。西门庆受宠若惊，赏押礼门子三两银子、两方手帕；抬盒下役每人赏银五钱。李瓶儿生病，吃蒋竹山的药，送药金五钱，病愈后“备三两相谢”。后来，西门庆生病，“封五钱银子讨药吃”。

据《徐沟县志》载，明嘉靖十三年大饥，每斗粟钱5分；嘉靖三十九年大旱，至四十年春，斗粟价银5钱。万历十四年大旱，五谷未布，至十五年五月不雨，粟米斗价银二钱五分，饥谨相望，民以树皮草根充食，襁褓婴儿弃置道旁；二十七年又饥，二十九年复饥。崇祯十三年大饥，粟米斗价银五钱六分，百姓流离逃徙，饿死大半。

二、清末的太原物价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势力入侵，在破坏自然经济基础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作为内陆省会，除遭遇灾荒等特殊情形外，太原物价整体稳定。

据《阳曲县志》载，1877年—1878年，太原遭遇特大旱灾，粮价暴涨，每斗米价为制钱二三千文。后至辛亥革命前数十年，太原物价稳定，未出现大幅波动。

晋源士绅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对物价有好多记载。1890年4月26日，一名进士朋友来看他时，交通花费情况为“所乘必骡拖轿，费十余钱，若骑马坐车，不过三四钱”。

1939年，笔者乡党、徐沟县宁家营村人刘文炳在《徐沟县志》中载：“太原为平原社会经济现象，在乾、嘉、道、咸、同、光年间，于币制紊乱、物价动荡的中国，俨然一方井然有序的乐土。其缘由在于多银汇入、行币有法、物价稳定。”

1936年《晋阳日报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登载了张之杰文章《三十年来山西之经济》，其第四部分《物价及生活程度》中记述：“光、宣之交及民国初年，各地物价虽有差异，但总体而言，除灾荒等特殊情况外，麦子一大斗值制钱七八百文，高粱一斗值三四百文，白面一斤二三十文。各类物价大多保持稳定。”

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20年编印的《中国分省全志·第17卷·山西省志》载：太原是全省政治和教育中心，工商业发达，贫民较少。特别是正太铁路通车后，居民生活逐渐提高。普通市民主食是小米和馍馍，吃大米者也较多，每人日生活费约百文至四百文间；太原旅馆多设备简陋，卫生条件差，房费每人每晚约二角至一元之间；井水混有杂物，须沉淀后饮用。

实际上，造成物价变动的因素除灾荒外，主要有粮价、银价和钱价，尤其是货币价格影响更大。当时，太原流通货币为银两和制钱，大额交易银两结算，小额使用制钱。普通民众日常主要依赖制钱。银子与制钱比价不稳，其涨跌直接影响粮价，进而带动其他物价。

乾隆年间，一两银子兑制钱七八百至1000文；道光时降至1800文；咸丰四年减至2400至2500文；1905年升至一千零几十文。1900年后，太原流通银元，一银元可兑制钱800文。后出现一二角小洋银镍币，一角可兑制钱80文，十角合一银元。后因小洋成色不足，与银元渐现差异，成为引发物价变动的重要原因。

总之，清末太原物价稳定，主要得益于太原交通闭塞，受外界影响小。且晋商掌控全国商业主导权，在外经商者众多，他们将利润以银两汇回，对稳定太原物价起到关键作用。

三、民国前期的太原物价

辛亥革命后，太原人口急增，由清末三万人增至十万人，是工商业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通车，太原交通极大改善，与外界联系更密，经济愈发活跃。钟楼街、柳巷、桥头街商铺林立、寸土寸金。除军火及机器工业外，太原轻工业涵盖了面粉、织布、造纸、火柴、肥皂等，成为华北最繁华城市之一。

据日本人编印的《中国分省全志·第17卷·山西省志》，民国初期，笔者老家徐沟县物价为：一斤白糖300文，一斤白面50到60文，一斤小麦30文，一斤盐60文，一斤小米88文，普通旅馆费50文。

民国初期太原物价与清末变化不大。1918年至1919年，物价渐涨，以制钱计，一斗麦子1200文，一斗高粱400文，一斤白面50文，一斤棉花50文，一匹土布1000文。1922年至1923年粮价较民初涨三四倍，一斗麦子2银元，一斗高粱1.4银元，棉花、布匹也上涨。

1925年2月，参加美国哈佛大学考察队的摄影家陈万里，记载了当时从太原到徐沟沿途住宿交通花费：“予等同行7人，仆役3人，晋香谷住五晚，膳宿赏号共洋136元。三合店车价，大车每辆63元，计3辆；双套车8辆，每辆31元”。

1928至1930年，太原物价上涨。1931年回落。1935年再度上涨，1936年物价接近1930年水平。一斗麦子1.3银元，一斗高粱0.7银元，一斤白面0.07银元，一斤棉花0.4银元。

之所以造成1931年前物价上升，而1931年后下降，原因有三：一是1920年以来灾荒不断，粮食收成减少；二是军阀混战，经济受到影响；三是币制与衡器变革，民初用银元、小洋与制钱，1917年始造铜元、停用制钱，400枚铜元合1银元，民众蒙受损失。1919年发行晋钞，中原大战失败，晋钞大幅贬值，银元计价的物价下降。1919年后，山西改用新斗计量，新斗容量小，导致粮价上涨。

随着太原人口激增，驻军摊派及苛捐杂税增加，推动物价上涨。此外，走私活动猖獗，外国商品倾销，加剧物价波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国际市场农产品需求减少，影响到中国出口，使1930年后物价下跌。1934年经济危机缓和，帝国主义者为扩大再生产，取得更多利润，尤其是当时日本在中国竭力争夺原料，图谋“工业日本、农业中国”，导致农产品价格回升。

1935年以前，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国际银价涨跌，直接影响中国币值和物价变动。1928年至1930年，国际银价下跌，引发银元贬值，太原物价上涨。1932年银价回升，1934年美国宣布白银国有，银价陡增一倍，使中国银元增值，太原物价下降。1935年美国停止收购白银，导致银价下跌，物价再次回升。

总之，通过十年建设计划，阎锡山从改良农事、兴修水利、发展种棉和植树造林入手，分期成量、必成量督促推动，农村经济繁荣，粮食产量增加，1936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民国时期的巅峰。

四、日伪统治时期的太原物价

太原沦陷后，日寇为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一方面疯狂掠夺太原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另一方面大量倾销该国商品。同时对太原工厂实行军管，先后成立控制主要物资的谷物组合、木材组合、皮毛组合等，掌控太原经济命脉。日本商业资本也渗透进太原，如古屋洋行、东洋制果店等，经营商品从纺织品到化妆医药、日用百货，日商专做批发，太原市场到处充斥日货，沦为殖民化城市。

农业生产上，日军为满足侵略需求，强制推行粮谷收集制，对太原周边粮食进行掠夺。他们划定“军粮征集区”，通过武力胁迫、低价强购等，将农民大部分粮食搜刮一空。同时，侵略战争破坏了农田水利设施，农民流离失所、耕地荒芜。1938年至1945年间，太原粮食产量较抗战前减少六成。粮食严重短缺，成为物价暴涨导火索，也让民众陷入饥饿困境。

在商业金融领域，1938年10月，日伪政权发行伪联银券，在太原市场流通。通过无限制印发，疯狂搜刮太原物资，伪联币急剧贬值，引发通货膨胀，物价逐年暴涨。若1937年为100，1940年升至226.48，1941年增至266.63，1942年高达456.43，五年物价涨幅四倍。

各类商品价格上涨触目惊心，粮食从1937年至1945年上涨354倍。太原沦陷初期，一斗小麦值伪联币数元，1945年涨至上万元。衣着类商品因原料被日军严控，产量锐减，价格涨300余倍，一件粗布上衣相当于抗战前一头牛的价值。副食、燃料、日用品等分别涨三四百倍至五六百倍。纸烟、医药、文教用品更是涨幅惊人，一盒普通纸烟的价格足以让普通人家度用数日，一瓶常用药价格更高得离谱，许多民众因无力购买而病死。

为掩盖物价飞涨乱象，维持殖民统治，日伪当局表面推行“物价管制”“公定价格”，要求太原商务会对各商号货物进行“检查”“评定价格”。1939年10月30日《山西新民报》载文《检举各商囤积货物救济市面物资不足》，称太原商务会为救济民生、维持市面，派员严查各商号囤积货物并强制发售，对未列公定价格的货品重新评定。但事实上，所谓“管制”与“评定”完全自欺欺人。日伪当局本身就是物价上涨的根源，一方面通过伪政权大肆敛财，另一方面纵容日军、伪官员与奸商勾结，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许多商号在日伪压迫下，要么被迫停业，要么暗中抬高价格维持经营，根本无法遏制物价上涨势头。

物价疯狂上涨，给太原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民众收入微薄，无法跟上物价涨幅，只能在饥饿与贫困边缘挣扎。许多家庭被迫变卖衣物、家具等换取粮食，不少人因饥饿、疾病而亡，街头流浪乞讨者随处可见。日军殖民掠夺与物价暴涨，不仅摧毁了太原经济，更让民众仇恨日增，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民国后期的太原物价

日寇投降后，阎锡山返并。不久悍然发动内战，为弥补庞大军费开支，国民党政权滥发纸币，全国物价飞涨。当时，阎锡山官僚资本控制了太原经济，垄断贸易，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太原恶性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成为国统区经济崩溃的缩影。

据1986年《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太原商业（任步奎）》载，若以1946年零售物价为基数，1947年物价上涨17倍，到1948年底太原被解放军包围时，物价暴涨35800倍，其中粮食涨37672倍，烟、酒、茶涨100011倍，可谓“物价一日千丈涨，币值半时万尺落”。

上图为民国后期位于按司街的乾和祥茶庄的茶叶桶

1946年7月2日《民众日报》报道：并州六月物价波动剧烈，油类、布匹上涨三分之一，棉花、食粮上涨三分之二，机粉增涨一倍，具体为：头等机粉每袋低价16000元，高价32000元；小麦每斗低价3700元，高价6100元；大米低价5600元，高价9200元；小米低价2600元，高价4800元；普通面粉每斤低价360元，高价610元；香油每斤低价1200元，高价1600元；棉花每斤低价1600元，高价2600元；粗洋布每尺低价750元，高价900元；白布低价760元，高价950元；黄金每两低价206100元，高价二三十万元；银元每枚低价1165元，高价1765元。

1946年12月5日，《民众日报》又称：太原物价狂涨，赤金由每两25.4万元升至33.5万元；纹银每两由2500元升至3800元；银元由每枚2874元升至4950元；小麦由每斗5700元升至11500元；大米由11000元升至20000元；小米由5800元升至11000元；白面由500元升至1000元；玉茭子面由110元升至400元；香油由800元升至2600元；食盐由240元涨至800元；煤炭由每斤55元升至70元；粗白洋布每尺由1350元涨至2000元；白布由1250元涨至1950元；棉花由每斤2700元涨至4000元；哈德门烟由350元升至1400元；前门烟由500元涨至2000元；红白糖由3600元涨至8000元。

1947年1月17日至2月14日的《晋绥日报》，对太原物价进行了连续报道。太原大街小巷都筑碉堡，有的商号每天花一至二万元雇人修。官秤改13.5两为一斤。蒋管区各地物价飞涨，粮食布匹均涨10％以上。2月5日，太原物价暴涨，小麦每斤涨价达25000元，上涨80%；大米每斤35000元，上涨75%。蒋管区法币11000元兑一美元，转十日又高出1000元，好些商品从12日起涨价一倍。

1948年3月31日《民众日报》载文《物价今昔观》，将当时物价与抗战前进行了对比：当时1根火柴的价格，抗战前可买3根房梁！1斤猪肉的价格，抗战前可买600头牛！1颗鸡蛋的价格，抗战前可买4万只老母鸡！1块砖瓦的价格，抗战前可买一所四合院！1尺洋布的价格，抗战前可设十座绸缎庄！1张报纸的价格，抗战前可买十几套“万有文库”书籍！1个烧饼的价格，抗战前可买小麦330石！1辆自行车的价格，抗战前可买100个火车头！一篇普通稿费，抗战前可设一座小银号！从太原到北平的车票，抗战前乘坐火车可在太原北平之间来往十万趟！

尤其是1948年10月，太原被解放军包围后，十几万阎军和市民挤在城内，人满为患，物资匮乏，物价暴涨。据解放军侦察情报：“太原被我围困以来，粮食恐慌日甚一日，数前日每石小麦涨至三亿余元，这两天虽有回落，亦在两亿六七千万元。阎匪为作困兽之斗，一面令市民持粮联社证明，拿大批日用品向我区换取粮食；一面令市民摊钱组织购粮合作社，向蒋管区购运粮食。他们今日发书告，明日发号召，实则内心极度悲观，粮荒已成为他们致命伤！”

为此，阎锡山一方面请求蒋介石指定粮源、补充弹药，另一方面安排专人在上海、南京等处大肆购买，联系美国陈纳德飞行队加强空运。不久，蒋介石从芜湖调拨红大米200万大包，由上海运青岛，再空运至太原，每天运粮20万斤，基本保证了阎军粮食需求，但普通民众仍深陷粮荒与物价暴涨的双重困境。

据统计，民国后期三年，太原物价指数，若以1946年为100计，1947年为1859.82，1948年达3584354。各类商品价格涨幅为：粮食37672倍，副食品53321倍，烟酒茶100011倍，衣着11452倍，燃料11696倍，日用品11452倍，医药用品65246倍，文教用品14194倍，服务支出20490倍，电影票高至11200万元一张，理发需9000万元。

到1949年初太原解放前夕，伪法币和金圆券已形同废纸，物价指数无法计算。市场各类物资奇缺，粗糠、粉渣、酒糟成为珍贵食物，一斤豆饼竟卖5银元。太原物价指数若按抗战前的1936年计，1949年上升70多亿倍，仅1946—1948年就上涨约35000多倍。

太原解放后，人民政权坚持稳定物价、保障民生、恢复生产，通过一系列举措，破解了民国时期遗留的物价难题。尤其是1955年10月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新币一元合旧币10000元。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全国物价稳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尽管物价有所上涨，但总体稳定，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三图为《清徐县市场物价委员会关于1958年鲜薯统购统销价格通知》《1962年太原市物价委员会文件汇编》《1964年太原市各行业牌价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