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前，山西青铜博物馆开了一个特展《夏时期的中国》。非常低调，以至于不知道展啥。山西，和夏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对于这个主题，我是有所期待的。
观展体验如下：
1、逻辑是矛盾的，表达是混乱的；
2、动线是清晰的，展品是优质的。
这并非策展人水平不行，而是夏文化研究现状的真实反映。
一、学术背景：材料难处理，成果难整合
考古界对商周文化的定义，不是狭隘的族群文化，而是进入王朝阶段后的主体文化。
所以夏文化就是夏人取得盟主地位后，以本族文化为主、吸纳周边文化形成的国族文化。
就其相对年代范围，目前有两种假说：
1、二里头文化终止了嵩山南北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二里头“超级聚落”的崛起结束了中原地区万邦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故此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就是夏文化的全部。
2、《竹书纪年》载夏代积年为471年。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现有两个版本：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值359年，最新公布值205年。均小于文献记载。可见新砦期乃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均为早期夏文化。
策展人采信的是第二种假说，就此设计了三段式动线：源头、王朝与流向。前两块侧重夏王朝的发展史，后一项侧重夏王朝的文明史。
二、源头：为赋新词强说愁
先说序厅《文明化成》，主要讲陶寺和石卯两个早期国家政体。
我有个善意的猜测：策展人不想以争议极大的夏文化起源开启主题，又要体现夏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在黄河中游且年代略早于二里头的两大“天皇巨星”就这样被迫营业。
如此避开了河南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关系的讨论，却给自己挖了另一个坑：山陕两地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又是什么关系？
这里提到陶寺和石卯的“礼制体系被夏王朝继承和发扬”。但纵观整个陈列内容，出现了哪些礼器？用于何种场景？器物组合之异同？是否体现等级观念？哪些为夏文化继承？
一句没提，把展品排好队就算完事。
乐器，是陶寺的特色礼器。干巴巴摆在那里没有任何解释，观众从何而知它们的文化价值？
玉器，是石卯的特色礼器。玉璧、玉钺等“同类项”能否调整陈列顺序，与陶寺形成呼应？
山西部分，分为三个展柜。器物陈列顺序同样建议调整一下，形成前后呼应。
推测其布展逻辑为“中央-辖区-边地”。限于展示空间，没有对陶寺和边地文化的关系做具体阐述。
周家庄和八里坪作为陶寺王国边缘的大型聚落，很有探讨价值陕西部分给了两个展柜。内容撑不起来，逻辑似乎在强调“点-面”关系。
观众最关心的是，碧村和石卯什么关系？他们和陶寺又是什么关系？
毫无解释。
另外，既然想做对比，能不能把两座巨型都邑介绍的体例统一一下？列个一二三四五。
三、王朝：考古与文献的极限拉扯
主展厅《王朝崛起》，集中展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内容。策展人既然采信了“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都邑”假说，就涉及夏王朝早期都邑的问题。
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比晚商甲骨文更早的成熟文字，关于夏文化没有直接的文献作证，形成了两套叙事方式：
1、历史学意义的夏：大量传世文献，编织成一个连续、生动的夏王朝。
2、考古学意义的夏：大量出土材料，拼接出一个独特、丰富的夏文明。
嵩山地区在龙山时代晚期密集分布数座具有复杂城防设施和大型建筑基址的城址，其中会有早期夏都吗？
这显然不是一两天可以回答的问题。但你的主题太大了，不提不行。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思维割裂的主展厅。
一侧是介绍夏王朝早期历史、同时也是“河南部分”的《天下禹迹》和《有夏之居》，充分体现了策展人的胆大——每座城址都被强行套文献、赋予历史意义。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地望的学术价值，“禹都阳城”必然会产生深厚的文化层和大量遗物，有迹可循。“禹会涂山”这种历时很短的单个事件，怎么会留下可考的遗存呢？再往上套就非常扯淡了。
别忘了，倒退40年学界还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是前后相继、没有本质差异。结果偃师商城一发现，大家都成了小丑。
现在回过头看，就是为了强行适配“汤都西亳”的文献记载，才闹出“夏商同源”的笑话。
三代考古有种很不好的倾向：因为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真实性，学界就想进一步求证《夏本纪》乃至更早记载的真实性。把考古学研究搞成了狭隘的“证史补史”：文献说这里有城，我也挖到一座城，那就是这座城。明显是拿着靶子找箭头。
主展厅另一侧是讲述夏王朝“山西部分”的《大夏之墟》，体现出策展人胆小的一面：
1、同样有文献记载撑腰，却不见对晋南地区“夏墟”称谓和来源的“霸气”演绎。
2、对东下冯文化的重要性一笔带过，只谈晋南地区的资源价值。
3、谈资源也不怕，为何不着重介绍东下冯和西吴壁的考古成果？那可是夏文化考古中熠熠生辉的一章。
四、流向：万邦来朝，天下归心
终于到了尾厅《华夏共生》，被乏善可陈的布展搞得没精神的我只想快速过一遍回家。
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块搞成了小单元：通过对比各种质料的礼器，让观众认识到二里头文化的强力辐射。
也就是说策展人终于摆脱了时间线的束缚，站在材料角度重新组织了这个单元。
更没想到的，还有惊喜在前面等着我。
预知后事，且看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