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士之乐
傅山发现今行《国语》中的櫜是个错字，在《毛诗》正义中作“垂橐”，在《管子》“小匡”“齐语”皆有，而顾炎武曾在这一点上批评过别人：
近日李天生与顾宁人作五排中，用“垂櫜”字，顾求其疵曰：“是用错矣。经传无垂橐之文，但有左氏垂櫜。”谓李以“櫜”为“橐”也。何言之易也？余不敢举此以证，恐忌也。“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傅山全书》第九册第258页。《毛诗注疏批注》“大东”条。）
最后一句引《庄子·徐无鬼》：“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为了不破坏顾炎武“发现”别人错误的快乐，所以傅山忍住不发表自己更正确的发现。不过他还是偷偷把发现记下来了。
丁宝铨《霜红龛集》序在总结傅山的气节时认为“坚贞箕子、胥馀之逊遁、郑氏思肖之凄苦”叠加“始足喻”；而总结其学术时认为他有四方面的贡献：一是金石考史。傅山是源头，“金石文证释经史，傅学也”；二是颜元儒学。丁认为二人皆主张南宋陈亮，颜氏学是傅山“渐渍者”；三是曾国藩所倡导的文章，即桐城之学，是傅山“宿所主张”；四是傅山应该算近代哲学的祖师。指傅山精研诸子之学。《傅山全书》，第二十册，第114页。关于“金石考史”，傅山当然是重要的实践者，且乐而不疲，阎若璩《潜丘札记》载：
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日继夜，不少衰止，叹谓此种学，正经史之论，而补其阙，厥功甚大，毕竟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鲁郡于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纯为牛形。王肃以证其羽婆娑，然说非是。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得牺象二尊，形爲牛象，传至梁刘杳，以证象骨饰尊之说非。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传至魏孟康以证《律历志》竹曰管说不尽然。《儒林传》：伏生，济南人也。魏张晏注曰：名胜。《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阳，黎山在县之阳，县当名黎阴，乃云阳者，兼取河水在其阳以名。晋晋灼注曰：其山上碑实云。《水经注》：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爲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颜氏家训》：开皇二年，长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年铁称权，上有乃诏丞相状绾之铭。之推与李德林对读，则知《本纪》丞相隗林为俗书，林当作状。凡是数说，似未有先之者。”
阎若璩在肯定傅山的治学倾向后，找出七个例子来说“金石之学”的源，但这并非此事的终结。张穆辑阎氏年谱时引用了王鸣盛《潜研堂金石跋尾序》：
傅青主问阎百诗，金石文字足以证经史之讹而补其阙，此学始于何代何人。百诗考得七事，以为此外无先之者，但王肃、刘杳、孟康所据，皆无文字，则精确者，惟四事耳。而此外若昭三年《传》，叔向引《谗鼎铭》；昭七年《传》，孟僖子引《考父鼎铭》；《礼记•祭统》引孔悝《鼎铭》；《考工记•栗氏》引《嘉量铭》，此见于经者也。《史记•封禅书》：李少君识齐桓公柏寝铜器，案其刻果然。《汉书•郊祀志》：张敞案《美阳鼎》散识，辨为周鼎，此见于史者也。若《家语》载《金人铭》，《大戴礼》载《丹书铭》。《秦本纪》载始皇所立诸碑。《魏书•卫操传》，载操所立《大邗城碑》。而柏人城西门碑，阚駰且据以为即舜纳于大麓之迹。凡此皆百诗之所未及举也。然则金石之学，自周汉以至南北朝，咸重之矣。
王鸣盛在阎若璩所举的不很确切的七事以外，另检出见于经者四事，见于史者二事，其他情况的五事，进一步说明“金石之学，自周以至南北朝”一直都很受重视。而王所论，张穆认为还是有出入：
案：《金人铭》出刘向《说苑．敬慎篇》，王肃勦袭之耳。《丹书铭》非金非石，不当举。始皇诸碑及卫操《大邗城碑》皆史官据实载之，非后世搜获轶闻，此四事西庄所引皆误。
辨析随时推移，会越来越精准丰富。张穆而后，不但金石之学大成气候，且一定也有更多纠正张穆说法的学者和理论出现。后来的学者新的认知往往建立在否定前代学者的基础上，似乎只为挑前人的毛病而发表意见，新人是旧人的黑粉。这其中当然有争胜的自眩的心理，“诤是胜负心”，不但被提意见的一方恐怕会顿失风度，提出的一方也可能得罪人，但对学术进程毕竟是好事。傅山以“好骂”之名曾自我辩解，他说不长进的人绝不能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只晓得个谁骂我来”，便是“死狗扶不上墙”的没出息货。傅山自己确定不会犯这种毛病，在真人真理面前也是真的虚心包容。例如他和阎若璩的讨论并不造成羡慕嫉妒恨，而是以讨论为乐事，阎也未尝以一事胜人而耽于沾沾自喜。他们从一起检讨前人得失中找到了深刻的快乐。《潜丘札记》另外关于傅山的内容还有：
又《移寓》诗注：“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论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又余尝告子寿，金石文字北方为多，枣梨文字南方为胜。”
阎若璩确是少年博学广闻，善于总结。二人评价前人时更像在“八卦”，里边夹杂许多笑谈，亦庄亦谐：
又案：“余尝谓盖代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陋，亦无过公。傅山先生闻之曰：‘子得毋以刘原父有好个欧九之云，从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实亲验之《集古录》跋尾。’”
刘原父的原话是“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这种说法，本就难应，让人哭笑不得，傅山引用以相诘，机敏典雅，对话一定令人愉快。
“案傅山先生，少耽《左传》，着《左锦》一书，祕不示人。余初访之松庄，年将六十矣。问余：‘古人命名应有义，但如文六年续鞫居乃狐射姑之族，鞫居二字何义？’余日：‘案成二年，齐师乃止，次于鞫居。杜氏止注：鞫居，卫地。惟刘昭引《陈留志》，于兖州封丘县下注云：有鞫亭，古鞫居。则知此盖以地命名者。’因难：‘何以晋人远取卫地而名其子邪？’余日：‘则有《风俗通义》在，俗说：县令问主簿，灵星在城东南，何法？主簿仰答曰：惟灵星所以在东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觉笑。”（张正明、安介生主编《张穆全集》三晋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第133-134页。）
以上所引未标出处的均出于此书，张正明、安介生主编《张穆全集》，讨厌文言晦涩的大可忽略，只需要看那些不是引文的部分，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内容，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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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郝继文，别署祈庐，1969年12月生，民建晋中市委主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晋阳印社社员、行余书社顾问。近年来致力于书法理论及乡邦文献研究，著有《单向街－祈庐笔记》《百年碑情－傅山书<郭泰碑>与清初地方文化的秩序》等。标点整理《文潞公集》《介休书画略》，主编《介休当代艺文丛稿》等。理论文章先后发表于《民族艺术》《中国书法》《书法》《书法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