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元月的太原，是被严寒攥紧的城。当我接到太原铁路公安处的指令，前往大东关的东站货场守护救灾物资时，口袋里的温度计正显示着零下十七度——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低温，冷得连空气都像冻住的玻璃碴子，吸一口能刮疼喉咙。
货场里的景象至今清晰：刚卸下的救灾物资堆成了几座小山，棉衣、棉被的包装袋上还沾着铁轨的冰碴，每一件都连着南方灾区的盼头。我们的看守任务简单又沉重：两班倒，二十四小时盯守，绝不能让物资少一件、坏一点。
我的搭档是老郑，干了二十年铁路公安的老民警。他领我到临时岗亭时，我才真正明白“苦寒”二字的分量——那是个用铁皮和木板钉起来的棚子，四面漏风，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个半旧的煤球炉。第一天值夜班，我把煤球烧得通红，可炉子里的热气刚飘起来，就被从缝隙钻进来的北风卷得无影无踪。后半夜，我把军大衣裹了又裹，还是觉得寒气从裤脚往上钻，脚麻得像踩在棉花上，连跺三下都没知觉。老郑看我直搓手，递来一个用旧毛巾包着的搪瓷缸：“喝口热水，这缸子我焐了半小时，能暖三分钟。”
看守的核心是巡场。我们俩定了规矩：每小时绕货场走一圈，不管刮风下雪，雷打不动。货场很大，一圈走下来得二十多分钟，手电筒的光在黑夜里只能照出两三米远，雪地上的脚印刚踩出来，就被新落的雪盖住。有天夜里风特别大，吹得苫布“哗哗”响，我们巡到西北角时，发现一块苫布被风掀开了半米宽的口子，下面的棉被露了出来。老郑骂了句“这鬼天气”，第一个扑上去按住苫布。我跟着他蹲下来，雪水顺着脖子灌进衣领，瞬间冻成冰碴子贴在背上，凉得人打哆嗦。我们找了几块石头压在苫布边缘，又用带来的粗绳子一圈圈捆紧，等忙完站起来，手指已经冻得弯不回来，连绳子都解不开。
最熬人的是后半夜的困意。困劲儿上来时，我靠在铁皮棚子上打盹，没两分钟就被冻醒，脸贴在冰凉的铁皮上，留下一个白印子。老郑从不打瞌睡，他总是背着手站在棚子门口，眼睛盯着货场的方向，像一尊冻住的雕像。他说：“这些物资是灾区老百姓的过年礼，咱们多盯一分钟，他们就多一分踏实。”有次我实在困得不行，问他：“郑哥，你不困吗？”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硬邦邦的馒头，咬了一口说：“困就咬口雪，或者想想灾区的孩子，就精神了。”
那几天，我们的手和耳朵都长了冻疮，一遇热就痒得钻心，可没人敢离开岗位半步。每次换班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绕货场走一圈，确认每堆物资的苫布都盖得严实，才放心地交班。直到第七天，物资终于装上了南下的列车，看着火车头冒着白烟缓缓驶出，我和老郑都笑了，脸上的冻疮裂了口子，疼得直咧嘴，可心里却暖得发烫。
如今再想起那个冬天，最清晰的不是零下十七度的严寒，而是老郑递来的搪瓷缸、巡场时踩出的脚印、风里飘着的那句“再坚持会儿”。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明白，所谓“守护”，就是在最冷的夜里，站成一道不挪窝的岗哨，把自己的体温，焐热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作者简介：张永亮 1970年12月出生，山西省岚县人，吕梁市作家协会会员。现在太原市某私企任职，专注文史民俗地名、村志家谱祭文及碑文写作，致力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和民间乡土文化的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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