涟漪在太原 | 如果文物会说话——烽火记忆

“你好，我是山西国民师范旧址。”

一百零二年。

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一百零二年。

我看过这里的蓝天被硝烟笼罩，看过这里的蓝天被煤炭熏黑，也看过这里的蓝天啊，烽火和雾霾都散去，重新有了飘荡的云彩。

最早创办我的人，叫阎锡山。山西的孩子们呀，你们一定听说过他。1919年，五四运动正风起云涌，那时候我的身份是“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阎锡山创建我，是为了专门培养全省105个县的小学教师，那时候我占地20公顷，计划每年招收1200余名学生，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可是整个太原市中等专业学校中规模最大，也办得最好的嘞。

如果不是生在乱世，我可能也就只是个普通的学校吧。

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我阴差阳错卷入了山西的革命进程，说自己幸运是因为我不再普通，我的墙壁上刻下了好多好多英雄的名字，足以使我蓬荜生辉，说自己不幸，是因为我也见证了太多鲜花一般的生命，就在这里凋零，鲜血把旗帜染红，唯有浩然气回荡于太行之畔，汾河之滨。

你可能不知道我的故事，因为我自觉这里门庭冷落，不为人知。但我一定要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你要知道在现在路过的这高楼林立的五一路上，隐于市的，其实还有一个我。

徐向前，是我的学生，1919年考入国民师范速成班，在这里接受马列主义启蒙教育，走上革命道路。

薄一波，是我的学生，1922年考进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组织同学们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在这里组建起国师党支部，任支部书记。

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来我这里指导过工作。

我的走向，我的创始人阎锡山并没有想到，他最早建立我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没想到在那时候风起云涌的革命背景下，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激情和热血，我反倒成了革命火种的摇篮，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学生运动屡禁不绝，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太原既省立一中之后开展革命活动的又一个中心。于是，1934年下半年起，阎锡山决定停招新生，1936年，我的前身“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终于彻底停办。

但是，这里曾经燃起的火焰没有熄灭，1937年至1939年11月，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选择了我作为办公地点，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抗战烽火，牺牲救国。我现在庭院的墙上还刻着“牺牲救国”四个大字，还刻着牺盟会的入会誓言：“我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加入牺牲救国同盟会，誓死不做亡国奴，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斗争到底……”我听了这句话多少遍啊，见过无数年轻的男男女女，就在这里立下庄严誓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薄一波在北方局的指示下着手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这里诞生。

你看他们朴实的笑脸。这些年轻人，后来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还有一些孩子。人手一杆枪，人小志不小。就他们这些孩子，能去和对方先进的武装较量吗？他们中有多少能活着回来？我也不知道，只是庆幸我的展柜，姑且算是留住了他们的样子吧。

《黄河大合唱》家喻户晓，但其实它还有一首姊妹篇，叫做《牺盟大合唱》。1939年，一位23岁的牺盟会会员来到延安，将他创作的名为《牺盟大合唱》的词稿交给了冼星海，带着他在黄土高原上听闻和见证的感人事迹，马上打动了冼星海，后者仅用一天的时间，就为这篇词谱了曲。

从此，《牺盟大合唱》的歌声在炮火纷飞中，响遍了延安和山西一带。

“群雁飞，汾水寒。敌人打到娘子关。坏官旧军齐逃跑，留下人民受苦难。太原失守，临汾沦陷，风陵渡边起狼烟。万千同胞无家归，父子流散泪涟涟……”

“黄河呼啸，汾水激荡。日本强盗杀到我家乡，牺盟会员汹涌出动，勇敢深入敌后方，建立新政权，号召同胞保乡庄，救国救民靠我们，庄稼百姓杀敌有力量……”

“雁门关前长城怒号，风陵渡边黄河呐喊。最后胜利就在明朝，民族存亡决在今天。起来啊起来！牺盟会员，举起杀敌的枪刀，挥动一千三百万双铁拳，到娘子关，到汾河西岸，到晋西北，到晋东南，守住我们的阵地，保卫我们的火线。五台山、中条山、吕梁山，保卫牺盟，保卫中国。战到最后胜利的明天，战到民族解放的明天……”

“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逃亡……我们生长在山西，战斗在大西北的高原……”

山西儿女的英雄赞歌！

今天山西的孩子们，我还是希望你能记得啊。

我是山西国民师范旧址，我曾经送出过无数杰出的革命家，也曾经见证过山西这片深深裹挟进抗日进程的热土，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留下的英雄的故事。牺牲救国，抗敌决死，精神不灭，浩气长存。

我门口的参观簿上有人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说吾国吾民，自强不息。

“你好，我是太原工程队旧址。”

别因为这个名字错过我。

我知道如果你只把我当作“工程队”，你大概是不会对我有兴趣的。可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工程队”吗？我不是真的工程队，1938年6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对外以“工程队”的旗号掩人耳目，在此设立俘虏集中营，7年的时间，总共收容关押过10万至12万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战俘及普通百姓。

我这里见证过血淋淋的真相，用俘虏练胆，做活体实验，你尽可以自己去查那些我不忍叙述的口述，你尽可以去想象那些你能想象的、不管是在什么电影电视剧中见过的骇人听闻的场景。我就告诉你我的一个名字，他们叫我，“中国的奥斯维辛”。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和惊讶，因为你并不知道我？太原居然还有这么一处地方，曾经是华北五大集中营中最大、最早的一处，现在更是全中国范围内，唯一留存至今的日军集中营遗迹。就在你路过、你来添置材料的建材市场里，曾经流过你同胞遍地鲜血，树立着日本右翼今天想方设法、或者就只是等待着，一点点被抹去的罄竹难书的证据。我也并不怪你，因为日本投降后，我先后被用作晋绥军的马圈和公司的辅料仓库，甚至在零几年的时候，因为企业破产重组、想搞房地产开发而差点被拆除，当年的几位幸存者和后人紧急呼吁，刀下留“耻”，才留下了你现在像走迷宫一样绕过的建材市场，在某个角落看到的这两座平房。

每天在我身边卖材料、倒垃圾的人们，我觉得他们可能都并不知道我是谁，我在这里。

2001、2002年，曾在此地服役的侵华日军看守高桥幸喜、桐佃米藏，专程到此谢罪。他们现在是“日中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会员。这些年，也陆陆续续有日本人找到这里，有当年的军人，也有他们的后代。

2012年，集中营幸存者后人、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刘林生先生出版《中国的奥斯威辛——日军太原集中营纪实》一书，他的父亲生前对此并未多提，在整理父亲遗物中的书稿时，才知道太原原来有过这样一个“人间地狱”。从1987年开始，刘林生通过多年的努力，找到了几十位当年的幸存者，整理他们的回忆录、口述和后辈保存的资料，编撰而成本书。他说：“父辈们经历的痛苦，是一个时代国人苦难的缩影。”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块由幸存者后代自发购买设立的碑石落座于此，醒目的红色，题为：“俘殇地”。

德国总理曾向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每年都有几十万人前去参观。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2%，在日本管理的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6%，而中国战俘在华北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40%。

我并不是要你们铭记仇恨。

人和民族都一样，都是要往前走的。

如果可以，我也不愿再想起曾让我彻夜难眠的那些痛苦的哭号，他们也不愿再回忆那些被自己和友人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的黑暗记忆。可是我不甘心如此，不甘心我作为现存的“唯一”，就这么被从太平盛世的印象中抹去，我不甘心淹没在这荒凉的建材市场，不甘心你们对这段过往根本就一无所知……

山西的过去，是脱不开抗战史的，太行山脉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所以英雄壮气也和惨烈付出相成正比。

我只是想让你们记住历史。我只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还好，我听说对我的改造工作，这两年已经列入了太原市杏花岭区的工作规划之一，我还是挺欣慰的。我的门口早就挂上了“太原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如果只是一块牌子，真的不重要。我只愿你们能不要忘记我的故事，而不是让我冷落在建材市场无人所知。

我期待着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