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的婚姻，是被“说”成的。
说媒的人，是村里人称的“男孔明先生”。村里还有一个“女孔明”，背地里都叫他们老狐狸，出了名的会耍人。孔明先生经常一只眼睛闭着，留个小缝，另一只眼在放哨。
他每次一来，坐在姑姑家窑洞的炕头上，滔滔不绝，讲的眉飞色舞，在地上走来走去，有时还一边说一边手在空中比划：说嫁的这个地方是个大地方，一马平川，可不像咱们这小地方，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做啥都不方便，出门就跳崖。将来好了，你们一家都可以搬到那地方住。嫁得这家人，也没的说，人品好，又会过日子。说得眼前浮现出一片大好的前程。他把姑父说得心花怒放，却把我表姐说得泪流满面。
姑家的窑洞，嵌在一条深沟的崖畔上。推开门，眼前就是一道望不见底的土壑，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们说的“路”，是牲口踩出来的羊肠小道，挑着水桶走，得侧着身子，生怕一脚踏空。所以，当孔明先生挥舞着手臂，说出“一马平川”四个字时，姑父浑浊的眼睛里，真的闪过了一道光——那是一种对“平坦”和“宽阔”的本能渴望。他想象不出柏油马路的样子，只觉得，能伸直了腰板走路的地方，就是天堂。
最后，他用“太原”这个陌生又耀眼的地名，为她“说”定了一生。
表姐十八岁那年的正月，黄土高原的风里还带着凛冽的寒气。村里一个刚嫁过来的新媳妇，上下打量了她半天，转头就跟自家公公说：“这个姑娘长的周正，我看，嫁给我家兄弟，正合适。你去说说”
那位公公，就是“孔明先生”。两片嘴唇上来下去，天生凭嘴吃饭，死的能说活！从那以后，姑姑家那孔土窑洞，每天就多了一个孔明先生，不用三顾茅庐，他自己每天小跑着来，嘴里唾沫星子飞来飞去：“是好人家、好门户、好前程”，反复说了好几天 ，当起了说客，把他的厚厚的两片嘴唇渐渐说成了薄片，两眼放光，好像不是表姐在享福，而是他在享福一样。他说，太原是省城，是天底下最大的地方，嫁过去，一定有享不完的福。
对于祖祖辈辈在黄土高原生活的人来说，从没出去远门，最远去过县城，对于“太原”的想象，仅限于此，代表着姑姑全家对“好日子”所能理解的极限。
问表姐愿不愿意。她马上羞红了脸，什么也不说，只知道哭。豆大的眼泪不搭不搭地掉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婚事，就在她一片空白的恐惧和长辈们日渐被说动的点头中，定了下来。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表姐终于鼓起勇气，像蚊子哼一样，说了一句：“我不想嫁了。”
就这一句。
那位“孔明先生”一听，当即脸就阴了下来，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拍着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起来。他边趟泪边哭着说：话已说出口，亲事已定，四邻八乡都知道了，如今反悔，是把他和姑姑家的脸面往哪搁！以后还在村里呆不呆了。
他哭得情真意切，反而让我们看的人和姑父全家慌了神。看着他老泪纵横的样子，心里那点本就脆弱的坚持，瞬间变成了愧疚和不忍。他们反过来，围到默默垂泪的表姐身边，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劝：
“嫁吧，嫁吧。人家这么诚心，不会错的。”
“肯定是好人家。”
就在半推半就下，表姐的婚事定了。
表姐夫来过两次上门，每次来外面身穿一件黄军大衣，穿着油光发亮的皮鞋，挎着一个黑提包，戴着眼镜斯斯文文，走起路来却郑地有声，我们一去，赶紧大把大把地发喜糖，一看就是省城，大地方来的，就是不一样。掉到地上一颗糖，也没有去捡，城里人就是大方，那颗糖算什么？人家有的是钱！
他给我们发糖时，动作很大，笑容却有些僵，像一幅村里贴在墙上的画。他话很少，问一句答一句，回答时总先瞥一眼旁边的孔明先生。有一次，姑姑悄悄问他太原城里的光景，他张了张嘴，还没出声，孔明先生便接过话头，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迎泽大街的宽阔。表姐夫便闭上了嘴，推了推眼镜，低下头去，仿佛那镜片能挡住所有的追问。
表姐最终，还是穿着那身并不合体的红衣裳，在一片震天响的唢呐声和鞭炮屑里，稀里糊涂地上了那辆驶往远方的婚车。车开动时，一片黄尘滚滚，我们只看见她一个模糊的、不断回望的侧影。
那一刻，我们都以为，她是奔着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大地方享福去了。
婚后的许多年，表姐常常写信回娘家。那时候没有电话。
信总是很准时，字迹歪歪扭扭。每一封，都只说好事。
“公婆好。”“丈夫好。”“这里一切都好。”
姑姑家的人把那些信翻来覆去地看，信纸都快翻烂了，心里是欣慰的，仿佛那些歪扭的字句，就是她在远方安稳幸福的证明。他们把那“太原”两个字，在舌尖上咂摸了无数遍，觉得那是一个与我们贫瘠山村截然不同的、充满希望的。
直到很久以后，真相才像冬天的冷风一样，从缝隙里钻进来，让大家浑身一哆嗦。
家人才知道，她嫁去的“太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省城大地方，高楼大厦，而是一个离城区很远、只有几千口人的农村。
所谓的“好人家”，弟兄众多，分家时，她只分到两口破旧的窑洞。
大家才知道，“一切都好”的屋檐下，外面下大雨，屋里那孔窑洞就跟着下小雨，需要用盆盆罐罐到处接水，叮叮咚咚的声响，是她日子里最常听的。
大家才知道，家里是婆婆当家，说一不二。他们夫妻俩起早贪黑挣来的每一分钱，都要如数上交，手里连一点应对急难的“私房钱”都没有。而表姐夫是个老实木讷的人。她的“好”，是建立在每一次的忍让和沉默之上的。
那一封封“只报喜、不报忧”的信，原来是她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点体面，也是她让娘家人不要担忧的、最笨拙的方式。只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牵挂她的人看。
长大以后，我才真正读懂了表姐的远嫁。
那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被亲人的期盼和旁人的花言巧语，共同推向了一片未知的世界。
她孤身一人，走进了一场未知的苦日子。对抗的武器，只有沉默的眼泪，和后来那些言不由衷的平安信。
她的命运，被一个地名、一句承诺、一番口舌所决定。“远嫁”像一个无知的谜，谜底却是要用一生去揭开的冷暖。信息的壁垒，让“孔明先生”的言辞，拥有了近乎魔法的力量。而亲人的爱，在封闭与认知的局限中，有时竟成了推动悲剧的无形之手。
如今，世界早已平坦。我们动动手指，就能看清“太原”的每一条街道，每一种生活。距离不再是信息的鸿沟，有了更多选择在每个人面前。
可当我闭上眼，总会想起1980年代的那个正月，想起表姐穿着红袄，在漫天黄尘中回头望向我们时，那双被泪水浸透的、迷茫而又顺从的眼睛。
那不是一个新娘对未来的憧憬。
那是一个少女，在对自己的命运，做最后一次无声的、也是徒劳的眺望。
那个叫作“太原”的梦，我们连同她自己，小心翼翼地捧了很多年。
直到梦醒时分，才听见里面，全是雨滴落在破瓦盆里的，空洞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