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垃圾围城到全球领跑,中国垃圾治理的大同实践与世界对话|世界联盟系列六十四|传说网

当“垃圾围城”的焦虑逐渐被“垃圾不够烧”的新议题取代，当垃圾分类的口号从街头巷尾的高频词变为日常治理的基础动作，中国的垃圾治理正走过一段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转型之路。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环境治理答卷，更是人类应对资源与环境危机的大同实践——以技术突破打破发展桎梏，以系统治理探索资源循环，以因地制宜的路径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参考。从垃圾分类的落地成效到垃圾焚烧的技术升级，从填埋场的生态转型到资源利用的全链探索，中国正以客观的现实、扎实的数据，回答着全球环境治理的共同命题，也在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对比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治理之路。

北京市平谷区垃圾焚烧发电厂 图源 网络

壹｜垃圾分类从未退场：从强制推行到常态落地，大城市成标杆

中国从未停止垃圾分类的推进步伐，只是从最初的“轰轰烈烈的宣传推广”转向了“常态化的落地执行”，其核心逻辑从“形式普及”升级为“实效落地”，干湿分离作为核心抓手，成为适配中国垃圾成分（厨余占比高、成分复杂）的关键举措，而非唯一标准。

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超200个城市实现垃圾分类常态化推进，大城市成为落地标杆：上海垃圾分类覆盖率达98%以上，居民正确投放率稳定在85%以上，北京、广州、杭州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实现全覆盖，厨余垃圾单独收运处理率均突破70%。与初期的“四分类”强制要求不同，当前各地推行“因地制宜的分类标准”，中小城市以“干湿分离”为核心简化分类流程，降低居民参与门槛，大城市则在干湿分离基础上，细化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分类回收，实现“精准分类与全民参与”的平衡。

垃圾分类的持续推进，成为解决垃圾处理痛点的源头举措：通过厨余垃圾单独分离，城市生活垃圾热值平均提升20%，既解决了进口焚烧设备“水土不服”的问题，也为垃圾焚烧的高效运行奠定基础，更从源头减少了垃圾总量——2023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达38.7%，较2020年提升9.2个百分点，垃圾分类的源头减量作用持续显现。

贰｜从垃圾围城到区域缺料：不是垃圾减少，而是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垃圾不够烧”并非中国生活垃圾总量减少，而是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的爆发式增长与区域垃圾收运、人口变化、规划布局的阶段性不匹配，这是从“垃圾围城”到“无害化处理全覆盖”的进阶性问题，而非治理倒退。

数据印证着治理能力的质变：2015年中国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仅约20万吨，2024年底已突破116.6万吨，十年间翻了近六倍，焚烧处理占比达78.9%，较“十三五”末提升19.2个百分点，这一处理能力经世界纪录认证，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总和。当前部分地区出现的“垃圾缺口”，集中在县域新建焚烧厂，如陕西蒲城焚烧厂设计日处理500吨，投产初期面临原料不足，天津、河南驻马店、河北廊坊等地区的焚烧厂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闲置，核心原因并非垃圾总量不足，而是区域规划与实际产废量脱节（部分县域规划时未考虑人口外流）、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尚未全覆盖（全国县镇垃圾清运量与实际产生量存在30%缺口）、焚烧厂建设速度远超垃圾产生增速三大因素。

而在上海、北京、深圳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垃圾焚烧厂仍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垃圾不够烧”从未成为核心问题。这种区域性的产能失衡，正通过政府层面的跨区域垃圾调配、农村收运体系完善逐步解决，如陕西咸阳打破行政区划，将高负荷焚烧厂的垃圾流向低负荷项目，蒲城县通过建设乡村转运站，使农村垃圾日收运量从20吨提升至130吨，实现“应收尽收”。

叁｜国际领先的硬核实力：中国垃圾焚烧的技术突破与环保底气

中国垃圾焚烧不仅实现了处理能力的全球第一，更在核心技术国产化、环保排放标准、适配性改造三大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彻底摆脱了对欧美、日本技术的依赖，走出了适配中国垃圾特性的技术之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垃圾焚烧只能天价进口德国、日本设备，且因中国垃圾“水分高、厨余占比大、成分杂”的特性，进口设备频繁故障，沦为“摆设”。被逼走上自主研发之路后，中国企业实现了全链条技术突破：三峰环境对进口焚烧炉进行本土化改造，实现成套设备国产化，使项目投资成本降低40%；中科环保研发的“多效合一烟气净化技术”，将烟气处理流程从7-9步简化为2步，二噁英排放控制在每立方米0.01纳克以下，远低于欧盟0.1纳克的标准，成为国内焚烧厂标配。截至2024年，中国垃圾焚烧的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达100%，建设成本仅为欧美国家的60%，为技术普及奠定了基础。

在环保排放上，中国垃圾焚烧的烟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指标均全面优于欧盟标准，以北京阿苏卫焚烧厂为例，厂区实时公示的排放数据全程达标，彻底颠覆了垃圾焚烧厂“脏乱差、高污染”的固有印象。当然，中国垃圾焚烧仍存在能源转换效率偏低（16.4%，低于欧盟同类设施）、塑料燃烧碳排放较高（2020年直接碳排放量5400万吨，塑料占80%）的问题，但正通过推进垃圾分类减少塑料占比、升级设备提升效率、探索碳捕获技术实现低碳转型，预计到2060年，垃圾焚烧发电碳排放强度将降低一半，达到天然气发电水平。

肆｜填埋场转型与炉渣利用：从末端处置到资源循环，向“吃干榨尽”迈进

中国并未放弃垃圾填埋，而是将其定位为焚烧处理的兜底保障，填埋占比持续压缩，同时对已封场的填埋场进行生态修复，对焚烧产生的炉渣实现全资源化利用，逐步构建“源头分类—中端焚烧—末端资源化”的全链体系。

数据显示，2024年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占比已降至26.3%，较十年前大幅下降，全国范围内不再新建大型原生垃圾填埋场，仅保留应急填埋设施。对于已挖空的填埋场，各地正开展生态修复与二次利用：北京阿苏卫填埋场通过覆土、绿化、建设生态公园实现转型，上海老港填埋场打造为郊野公园，成为“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的全国范本，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循环利用”。

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作为无害化处理后的固体残渣，已实现100%资源化利用：炉渣经磁选回收金属后，剩余部分被制成环保砖、透水砖、路基材料，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建筑行业。以阿苏卫焚烧厂为例，炉渣资源化利用率达100%，垃圾渗滤液经深度处理后实现回用，整体资源利用率超过90%。截至2024年，中国垃圾焚烧炉渣年利用量超3000万吨，成为建筑固废的重要补充，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但客观而言，中国尚未实现垃圾“从头到脚吃干榨尽”的目标，当前资源化利用仍集中在焚烧发电、炉渣利用等环节，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如制肥、制沼气）仍处于试点阶段，可回收物的精细化分拣与再生利用效率仍有提升空间，2023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为38.7%，距离“全链资源化”仍有一段路要走。

伍｜中日对比：殊途同归，因地制宜的治理路径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国家，均面临人口密集、资源短缺的问题，垃圾分类与垃圾处理成为两国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二者的治理路径虽存在差异，却可能殊途同归——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推动资源循环型社会建设，而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国的发展阶段、人口结构、社会文化不同。

从垃圾分类来看，日本走的是精细化分类的长期路线，自上世纪70年代出台《废弃物处理法》起，历经50年的宣传教育与制度完善，形成了“可燃、不可燃、资源、有害”的精细化分类体系，部分地区甚至细分至十数类，居民参与率与正确投放率均达90%以上，2020年日本可回收物回收率达55%以上。其核心优势在于全民环保意识的深度培育、社区自治的高效落地、奖惩分明的制度约束，但也存在分类流程复杂、居民时间成本高的问题。

而中国走的是以干湿分离为核心的简化路线，从2019年全面推进垃圾分类至今，仅用数年时间实现了大城市的全覆盖，核心逻辑是政府主导、法规约束、因地制宜，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治理效果。中国的优势在于执行效率高、政策推进快，能快速搭建分类收运体系，而短板在于全民环保意识仍需培育、中小城市与农村落地效果不均、精细化分拣能力不足。

从垃圾处理来看，日本因国土面积狭小、填埋空间有限，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实现了焚烧处理为主，技术水平先进，但受限于垃圾产生量逐年减少，部分焚烧厂也面临“吃不饱”的问题，且日本垃圾焚烧设备多为进口，建设与运营成本较高。而中国则实现了技术国产化与规模效应，焚烧处理能力全球第一，建设与运营成本远低于日本，且能适配中国垃圾的特性，同时中国正通过“焚烧+填埋+生物处理”的多元化模式，实现治理效果的最大化。

从资源化利用来看，日本的优势在于精细化再生利用，可回收物的分拣与再生技术领先，厨余垃圾的制肥、制沼气技术已实现普及；而中国的优势在于规模化资源化，焚烧发电与炉渣利用的规模全球第一，正逐步向精细化延伸。2020年日本垃圾总量较峰值减少40%，资源化利用率远超中国，而中国则在垃圾处理能力与技术国产化上实现了对日本的超越，二者各有千秋。

陆｜世界大同视角下的中国实践：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中国答案

垃圾治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是世界大同主义在环境领域的核心体现——人类共享一个地球，资源的循环利用、环境的保护治理，需要各国打破地域壁垒，分享经验、协同合作。中国的垃圾治理实践，不仅解决了自身的环境问题，更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答案。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实践证明，无需照搬发达国家的精细化模式，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选择“简化分类、技术突破、规模推进”的路径，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快速搭建垃圾治理体系，实现从“垃圾围城”到“无害化处理”的跨越。中国的垃圾焚烧技术国产化经验，使发展中国家能以更低的成本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摆脱“技术依赖”的困境。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规模化资源循环模式、跨区域治理的协调经验，也为其解决焚烧厂产能闲置、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等问题提供了参考。而中日两国的对比，则证明了垃圾治理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因地制宜、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径，才是最有效的路径。

同时，中国也在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出口至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帮助当地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推动全球垃圾治理的技术普及与能力提升。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正是世界大同主义的核心内涵——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环境治理需要携手同行。

小结

中国垃圾焚烧技术全球领先，烟气主流采用“SNCR+半干法+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工艺，二噁英排放多≤0.05ng TEQ/m³，优于欧盟标准。渗滤液全量化处理，飞灰螯合固化后可建材化，炉渣综合利用率超90%。垃圾焚烧占比约78%，年发电量超1500亿度，利用率达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从未放弃垃圾分类，“垃圾不够烧”是治理能力提升后的阶段性问题，垃圾焚烧在处理能力、环保标准、技术国产化上实现国际领先，干湿分离是适配国情的分类核心，大城市垃圾分类成效显著，填埋场向生态修复转型，炉渣实现全资源化利用，虽未实现垃圾“吃干榨尽”，但正稳步向全链资源循环迈进。

与日本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垃圾治理的多样性与统一性，而中国的实践，正是世界大同主义在环境治理领域的生动体现——以自身的发展解决自身的问题，以自身的经验为全球贡献力量。垃圾治理是一场持久战，中国仍面临着全民环保意识培育、中小城市治理落地、资源化利用效率提升等挑战，但从“垃圾围城”到全球领跑，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也为人类应对资源与环境危机，提供了一份充满希望的答案。

在世界大同的视野下，垃圾不再是“废弃物”，而是“放错位置的资源”，而全球各国的携手合作，终将实现“资源循环、环境美好、人类共生”的共同目标。

图文 大同君
编辑 伊 壹
监制 慈 智
出品 传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