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网友在我们写“微笑赴死的王孝和烈士”的文章下边，提到了同样从容赴死的朱大同。历史有时候像个暗房，底片显影，才会发现那些交错重叠的影子。
今天我想讲的这个人，和朱大同在同一片刑场就义，同年同月同日死，走的时候也一样挺着胸膛。可他这一生，比朱大同要“热闹”得多，复杂得多。他叫陈治平，或者说，他后来叫陈惕庐。
你很难用一个词把他钉住——他是中共早期的省委书记，也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大员；是曾变节的“叛徒”，也是最终高呼“共产党万岁”走向枪口的死者。他这辈子，像走了一条巨大的之字形路，最后那一步，猛地扎回了起点。
咱们从头说起。
一九二七年冬天，淮安钦工镇，北风刮得人脸生疼。镇北圩门外，黑压压聚了上万农民，手里拿什么的都有：刀、矛、锄头，还有不知哪儿弄来的几杆枪。人群前头有个坟堆，一个浓眉方脸的汉子跳了上去，还没开口，底下“打倒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的吼声就像潮水一样扑了上来。
这汉子就是陈治平，那时候他还年轻，心里揣着一团火。他是周恩来点名派回家乡搞暴动的。只见他扫了一眼全场，突然从腋下抽出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两手攥住布边，猛地一撕——“刺啦”一声，旗子裂成两半。接着是几下干脆的撕扯，旗帜成了碎片，随风扬了。他又抖出一面红旗，套上竹竿，高高举起。那一瞬间，原野上安静了一下，紧接着是炸雷般的欢呼。这就是“横沟暴动”。那会儿的陈治平，信仰纯粹，行动果决，是个能把天捅个窟窿的革命家。
可历史不总是热血澎湃的叙事诗，它更擅长写人内心的暗战。时间跳到一九三二年，陈治平已经当上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可他这个书记的椅子还没坐热，就被叛徒出卖，直接送进了武汉的国民党牢房。
牢房待遇不差，吃好住好，接着，更大的阵势来了——蒋介石要见他。老蒋穿着长衫，说话很客气，一口一个“黄埔同学”、“一家人”。谈话是柔软的刀子，专挑你最心虚的地方扎：你们党内肃反错杀了多少自己人？共产主义那套，真能救中国？你瞧瞧现在，是谁的天下？这些话，白天黑夜在陈治平脑子里打转。加上对妻子的牵挂，对生死未卜的恐惧，对那种“更有力量”的现实的权衡，他心里那堵用信仰砌起的墙，裂缝越来越大。
终于，它塌了。他写了自首书，登了报，从“陈书记”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里专抓共产党的“陈副区长”。他好像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逻辑：自己黑了，就想把认识的人都拉进阴影里，仿佛这样，自己的黑就不那么显眼了。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他就是一个让人鄙夷又叹息的变节者，在历史角落里慢慢发霉。但人心里那点火星，没那么容易彻底熄灭。
几年后，他被派到贵州主持党务，干得风生水起，连陈立夫都夸他会办事。可也就在这时，他开始在深夜偷偷读《共产党宣言》，读得比当年当党员时还认真。叶剑英托人给他带来密信，劝他抗日，别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看着信，手有点抖。日本人打进来了，山河破碎，老蒋还在喊着“攘外必先安内”。他骨子里那些被灰尘掩埋的东西，好像被这场民族劫难一点点冲刷了出来。他变了，开始暗中支持学生运动，组织战地服务团上前线，甚至写了一本叫《雕捉》的军事小册子，讲怎么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打日本人的游击战。书没出版，稿子也丢了，但这心思的转向，藏不住。
到了重庆，他有三次悄悄走到八路军办事处门口，远远看着周恩来出来进去。他想上去，脚像灌了铅。最后只是呆呆站一会儿，又低着头踱回去。那份想回头又怕不被接纳的羞愧，隔了几十年，读来依然硌得人心疼。
真正的决裂，是在抗战胜利后。眼看着蒋介石又要挑起内战，他心底那点残存的幻想彻底灭了。他联合了一批对时局失望的国民党内人士，搞起“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核心就四个字：“联共反蒋”。他辞了所有的官，断了和那个政权的一切明面联系，全身心投入这条险象环生的暗路。他们甚至秘密策划，想策反浙江省主席陈仪，再通过陈仪去拉动掌握重兵的汤恩伯。几个人在密室里越谈越兴奋，仿佛历史的扳机就要被他们扣响。
梦，总是往美了做。现实却擅长给你最冷酷的耳光。汤恩伯转身就把老师陈仪卖了，还派了个叫陈祖敏的高参，像条毒蛇一样钻进他们的组织，取得了信任。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海南京饭店，陈治平正在主持最后的秘密会议，布置配合解放军渡江。门被撞开，宪兵冲了进来。带头那个笑吟吟的，正是“深明大义”的陈祖敏。网，收紧了。
在监狱里，他知道了结局。放风时听见看守打电话，说明天下午有几间牢房能空出来。他平静地，在那一小方块天空下，多吸了几口自由的空气。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上海闸北宋公园。陈治平和朱大同等四位同志，带着沉重的脚镣，走得昂首挺胸。他一路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很大，穿过嘈杂的街面。据说，执行命令的卫兵里，有一个是他当年的老部下。行刑前，那卫兵偷偷对他说，会让他走得痛快，留个全尸。还有人说，这卫兵后来就疯了。历史的褶皱里，总藏着这些让人哑然的人性微光。
枪响了。他倒下的地方，离他当年撕毁青天白日旗的淮安，已有千里之遥；离他精神上最终回归的那个起点，却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他死后，一度被追认为烈士。可没过几年，一纸模糊的批文，又吊销了这个称号。结论变得暧昧：“可不以叛徒特务论定，亦不宜享受烈士称号。”不黑不白，悬在了那里。
他这一生，像是用血画了一个巨大的、挣扎的圆圈。从热血革命，到信仰崩塌、屈膝变节，再到于黑暗中痛苦摸索、最终以死明志，扑回最初的信仰。这过程里，有怯懦，有算计，有污点，但也有不甘，有忏悔，有最后时刻近乎本能的、玉石俱焚般的回归。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他的故事里充满了人性的窟窿和时代的泥沙。但也正因如此，他比一个完美的雕像，更让我们看到历史洪流中个人的真实重量——那种被拉扯、被扭曲、在迷茫中寻找出口的沉重的真实。
今天，我们谈论王孝和，谈论朱大同，也谈论陈治平。前两位的纯粹，让我们敬仰；而陈治平的复杂，让我们沉思。在绝对的黑白之间，存在着广袤的、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带，那里充满了人的犹豫、错误、挣扎和救赎的可能。陈治平用他极其矛盾的一生，填满了这片灰色。他最后那声呼喊，或许不是为了求得谁的宽恕或认可，而是他穿越了漫长黑暗后，为自己找到的唯一确定的、干净的终点。
盖棺未必能定论，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人。但或许，那声穿越了时间、依然清晰可辨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本身就是他留给历史的最复杂的答案，也是我们理解那个大撕裂时代的一把拧巴的钥匙。钥匙未必能打开所有的锁，但它能让我们知道，锁的存在，以及开锁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