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太原会战(一)大战将至

1937年9月份，当上海战事逐步扩大时，中国最高统帅部一度忽视了山西战场。

在山西与河北的交界处，太行山纵贯南北，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整个华北地区。自古以来，山西便是华北的西部屏障，控制了山西就等于在制高点上控制了华北。因此，要确保华北就必须确保山西，而攫取华北也必须控制山西。——华北日军从战事一开始，便将主攻方向放在了晋北，依据的就是这一军事常识。

1937年8月26日南口战役落幕后，日军随即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及第五师团为先锋，沿平绥路大举向西推进，直扑山西门户。日军配备有105毫米榴弹炮、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且有空中支援，日军步兵普遍配备掷弹筒，可有效压制中方机枪阵地，并且日军配备了化学武器（日军没有底线），凶猛的火力给中国军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此时第二战区正紧急调动兵力构筑内长城防线，备战平型关、雁门关一线。但蒋介石下令将部署于第二战区、刚经历南口苦战的汤恩伯率领的第十三军调往淞沪战场，这一决策随即引发了各方强烈不满与争议。

对于蒋介石这一釜底抽薪式的调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表达了极度不满。他深知第十三军调离后，第二战区将面临兵力空虚的困境——当时晋军主力虽在集结，但多为地方部队，装备与战力远不及中央军精锐，难以单独抵御日军重兵进攻。

阎锡山曾在私下及军事会议中多次抱怨蒋介石此举，直言“急其所缓缓其急，何异补疮把肉剜”，形象地批判了蒋介石忽视华北战场的紧迫性，为挽救华东而牺牲山西防务的短视，反映出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决策层在战略判断上的尖锐分歧。

蒋介石之所以坚持调走第十三军，核心是出于对淞沪战场的战略考量，这也体现出其“重华东、轻华北”的战略倾向。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与首都南京的门户，政治、经济与军事地位特殊，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不断增兵，先后投入陆、海、空军近30万人，中国军队虽集结70余师兵力抵抗，但防线压力巨大。

淞沪战场惨烈的血战中，阵地往往因为伤亡过大而被迫放弃。蒋介石试图凭借第十三军的精锐战力补强淞沪战场，遏制日军攻势，同时寄望于在华东地区与日军决战，并以此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援助。

共产党人对此决策也明确表达异议，认为这一调动严重削弱了华北抗战力量。中共中央基于对华北战场战略价值的深刻认知，多次强调山西的重要性——山西山地纵横，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且是连接华北与西北的战略枢纽，守住山西就能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也能有效牵制日军南下步伐。

当时八路军已奉命编入第二战区，配合友军开展防御作战，对山西防务的重要性有着切身体会。中共方面在后续总结华北抗战失利原因时明确指出：蒋介石“没有清楚认识到保卫山西的重要战略意义，未能以更多的精锐部队首先使用于山西的保卫，这是后来山西失利致使整个华北局势处于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第十三军调走后，第二战区兵力缺口难以填补，尽管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等地取得局部胜利，但战役规模较小，不能大量牵制日军，国军的正面防线却因兵力薄弱、装备差距等问题接连告急。

10月下旬娘子关失守，11月8日太原沦陷，山西全境逐步失守，华北战场局势彻底恶化，日军得以整合兵力向晋南、晋西扩张，华北抗战进入更为艰难的敌后游击阶段。而淞沪战场最终也因战略失误与兵力消耗过大，于11月12日失守，蒋介石的调兵决策最终未能挽救任何一方战场的败局，反而加速了华北、华东局势的恶化，成为抗战初期战略决策失误的典型案例。

晋北战场，日军攻破平型关和雁门关后，攻势直指太原，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山西对于全国战局的重要性：“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

蒋介石担心的是中国抗战后方的安全——战争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了后方，仗还怎么打下去？

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欲占领太原。9月11日，天镇陷落后，阎锡山策划的“大同会战”瞬间成为泡影。阎锡山命令各部队向大同以南、桑干河南岸的山地转移。

9月13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未经战斗占领大同。此时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命令板垣征四郎率主力折向东，去支援平汉路上的作战，急于南下占领太原的板垣征四郎战场抗命，命令他指挥的部队继续占领浑源并攻击灵丘。板垣征四郎是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并在关东军的前面把占领太原的头功抢到手。

太原会战，主流观点认为从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开始，包括平型关地区的作战，因平型关地区的作战已在前文讨论，本文不再赘述。

按照战争初期日军参谋本部的意图，华北战事应限定在华北的平原地区：“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地区（不包括航空），大概定位连接石家庄一德州一线以北。”

但是，板垣征四郎认为，必须全面控制山西，至少要占领太原：“攻克太原的作战基本理论，是根据这个古来公认的'制伏山西就能制伏华北，制伏华北就能制伏全中国’而得出的。”

板垣征四郎的参谋美山要藏大佐说：“当时第五师团的官兵，几乎都对这句话有一种魅力性的使命感，就好像是能用它来克服一切困难的一种咒语一样。”

关东军与板垣征四郎的看法高度一致，即必须使用强大武力控制山西和华北。之后，迅速建立由日本人掌控的伪政权，以从根本上保障“满洲国”的“国防安全”。日军参谋本部最终同意了板垣征四部的请求，于1937年10月1日下达了攻击太原的作战指令。

日军华北方面军随即命令关东军一部归板垣征四郎指挥；命令河北境内的日军一部突破石家庄中国守军的防线，沿正太路（正定——太原）向井陉方向发起攻击，策应第五师团。——井陉，位于河北的石家庄以西，山西的娘子关以东，是正太铁路线上从河北通向山西的要冲。

从日军的计划看，自决定切攻占太原开始，日军就已经有攻陷娘子关，从东面配合自北向南攻击的日军——夹击中国军队的想法。但是中国军队在这个方向的兵力明显不足增援过晚，这为日军突破娘子关埋下了伏笔。

9月30日，阎锡山自太和岭口的指挥部撤退后，刚一回到太原，就收到了蒋介石要求他坚守山西的命令，而且要求他坚守的时间越长越好——至少要坚持一个月以上。

为此，阎锡山请求将平汉线上的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调归第二战区指挥。蒋介石答应了。——阎锡山主动请求中央军部队进入他的山西地盘，这在以往是绝对不可能的。此时的阎锡山应该已经考虑到仅凭晋绥军的能力，不可能保全山西，就算中央军大举进入山西也已不吝惜——总比让日本人占领要好的多。

此时的淞沪战场，中国军队正在蕴藻浜地区与日军血战——日军已经增兵至20万人。

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中国陆军的精锐部队之一，至少看上去与阎锡山的晋军完全不一样：官兵清一色的深灰色军装，扛着清一色的七点九毫米口径中正式步枪——这时当时中国的兵工厂能够制造的最好的步枪。机枪也不少，甚至还有专门打坦克的德式山炮。

大部分人操广东或安徽口音，坐下来休息时不怎么说话，行军时爱唱歌，唱的是卫立煌填词的《第十四集团军军歌》：

这是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第十四集团军，英勇坚强。

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

团结得好比钢一样。

服从命令，保卫边疆，

联合民众，抵抗暴强。

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

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第十四集团军的战斗序列是：总司令为卫立煌，参谋长郭寄峤，下辖：

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辖第十师，师长彭杰如；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第八十五师，师长陈铁。

第九军，军长郝梦龄。辖第四十七师，师长裴昌会；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补充团，

炮兵第五团（欠一个营），工兵第一团一部。

第十四集团军的装备水平在当时中国军队中属于中上游，装备优于地方部队，虽与日军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特别是火炮约为日军的五分之一，但在中国军队中是战力上乘的部队。嫡系师步枪以中正式步骑枪为主，少量搭配汉阳造步枪，平均每师配备约3000支；轻机枪为捷克式ZB-26轻机枪，每营配备6-9挺，每师合计约100挺；重机枪为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每团配备4-6挺，每师合计约30挺；每师配备82毫米迫击炮约12-18门，但炮弹储备有限（每门约50发）；炮兵第5团配属的12门75毫米山炮，射程约 6000 米，但缺乏牵引车，依赖骡马拖拽，机动能力较弱。

士兵标配钢盔（德式或英式）、帆布背包，部分基层军官配备驳壳枪；通信装备以有线电话为主，团级以上单位配备少量无线电报话机，营连级仍依赖军号、旗语联络。

非嫡系部队第四十七师以汉阳造步枪为主，夹杂部分老式套筒枪，枪械磨损严重，故障率较高；轻机枪数量不足，每营仅配备3-4挺，重机枪缺口达一半以上。迫击炮与火炮数量更少，且无直属炮兵单位，火力支援依赖集团军统一调配。

补充团士兵多使用淘汰枪械，甚至部分人配备大刀、长矛，主要承担非一线作战任务。

10月4日，卫立煌先于部队抵达太原。

卫立煌（1897—1960），字俊如，安徽合肥人，国军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 “五虎上将” 之一。卫立煌自不满15岁应征新军，参加“二次革命”坚守和州的战斗。1914年入湖北陆军学兵营，接受了系统军事训练，1916年赴广州加入粤军，1917年入孙中山广州军政府大本营任警卫，1918在许崇智部因夜战立功升营长，时年22岁，被称“小营长”。

1921年因守备有功升团长，北伐战争中入闽作战，升任第14师师长，1927年10月任第9军副军长，1928年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带职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深造。1931年参与对江西苏区第三次“围剿”；1932年任第14军军长，参加对鄂豫皖苏区“围剿”，率部进入金寨。

1934年参与镇压福建反蒋抗日的第19路军；1935年11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6月晋升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2月西安事变时与蒋介石一同被扣押，后获释。蒋介石对卫立煌听从调遣、虽非亲信嫡系而肯效力作战，深为满意。

见到卫立煌，阎锡山不住地慨叹“是咱把你求来的”。

第二天即10月6日，同锡山、周恩来、卫立煌、傅作义以及刚刚上任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等人一起讨论忻口防御问题。对于敌情，大家一致的判断是：“敌以主力由大营、繁峙，以一部由大同、雁门沿汽车路进攻，另以一部由阳方口（位于雁门关西南）附近实行牵制攻击，以使其主力攻击容易。”

因此，决定中国守军依托东起五台西至宁武附近的山脉，以忻口以北各处要地为作战支撑，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南下的日军进行阻击。

具体部署是：以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为右翼，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为中央，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为左翼，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为总预备队。

因为日军已经攻占了晋北要地，其攻势的锋刃笔直地向南而悬。这导致了阎锡山对于太原正北面的忻口过于警觉，而忽视了太原以东娘子关方向的防守。

为此，毛泽东专门致电周恩来，委托他提醒阎锡山：华北的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定会沿着正太铁路向西进攻，因此娘子关方向必须派出重兵把守，这样才能确保忻口战场侧背的安全。

毛泽东认为，进入山西的日军总数不过两个半师团，为了确保晋北的各占领区，日军需要分出兵力守备。因此，攻击忻口的日军，顶多一个师团。如果我军部署妥当，是有可能击败敌人的，但前提是娘子关必须安全稳固。

否则，一旦华北战场的日军西进，只要通过了娘子关，不但太原近在咫尺，阎锡山还会因日军的左右夹击而被迫两面作战。——在忻口阻击、后方袭扰与娘子关坚守这三个必须坚持的作战要点中，毛泽东明确地将坚守娘子关放在了第一位。

从地形上看，以大兵力守住娘子关，攻入山西北部的日军就成了孤军，与东面的日军隔着太行山无法相互增援，而当时的晋南、晋西尚在中国军队手中，日军的后方补给只能利用平绥路自北方向南运输——单向的补给线如没有重兵把守——就会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日军分兵守备——就有被各个击破的风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以大兵力守住娘子关是正确的——但是当时阎锡山的部署对娘子关的重视程度明显是不够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