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蓝田。
当王安石的新法在朝堂引发波澜时，吕姓兄弟在乡里做了一场安静的社会实验。
他们邀集乡党，于乡校集会，共立一约。
这份名为《吕氏乡约》的文书仅千余字，却构建了一个没有官吏催逼、不靠律法强制的自治共同体。
它的核心只有四条：
在乡约诞生之前，关于“好社会”的想象，早已在思想史中熠熠生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关键词是“公”。它要求突破血缘的藩篱，将“他人”视为“我们”的一部分，让资源与力量为共同福祉而流动。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关键词是“兼”。它倡导一种无差别的爱，如同爱自己一般去爱他人，消弭亲疏远近的界限。
二者路径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终点：一个基于道德自觉与互助关系，而非纯粹利益与权力维系的社会。
《吕氏乡约》的伟大，在于它将高远的理想，化为了乡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规程。
面对水灾、盗贼、疾病、贫乏等七种患难，乡民有义务相互救济。
非打非罚，而是“共议绝之”——被共同体暂时疏远。在熟人社会中，这关乎一个人的全部尊严与存在感。
它不依赖官府的权威，而是诉诸乡民的共识、荣誉感与彼此依存的需要。这便是一个基于“和合”精神的社会微型模型。
《吕氏乡约》并非孤例，它是一颗种子，在历史的土壤中萌发、生长。
明代王阳明推广《南赣乡约》，以教化改良地方民风。
清代陆世仪著《治乡三约》，将其系统化为“教约”、“恤约”、“保约”。
直至近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推行乡村建设实验，其精神内核仍可见乡约传统的影子。
这些实践共同证明：最持久的社会和谐，往往源于基层自发形成的、基于共同认可的规则与道德情感的联结。
虽然时光不能倒流，但思想可以对话。在阅读这些古老文本时，我们不妨自问：
在一个人人强调“边界”与“自我”的时代，“患难相恤”的精神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除了法律与契约，我们的社会是否还需要某种基于道德与情感的“共识”来维系？
“天下为公”的理想，在今天可以有哪些新的诠释与实践可能？
虽然故事来自古代，但思考属于当下。
我们邀请你，抛开具体的现代案例，仅从理念出发，用一两句话描述：
“基于古老智慧，你所理解的美好社会关系，核心是什么？”
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包容？
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温情？
还是“规则共守，义利共担”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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