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精编 | 项旋:制作“大同”:《大同书》成书、修订与康有为大同方案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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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6年第1期“人文研究”栏目，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以下内容为文章节选，转载请注明来源。
《大同书》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大同书》的成书和修订过程尚有诸多疑问有待进一步厘清，确定《大同书》如何形成、又是何时形成今本的样貌，是厘清康有为大同思想演变的关键。
依托大量中外一手文献资料的发掘，可对《大同书》的成书年代这一重要议题进行新的探究。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康有为虽曾向梁启超等部分弟子“口说”大同，但系只言片语、未成体系，写作亦仅停留在随想随记的笔记式散篇状态，彼时未成书、未写定。1904年梁启超“南海在印度始写定之”的说法是目前所见对于《大同书》成书明确时间的最早出处，早于《大同书成题词》梁启超案语所言“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可以说，《大同书》经历了“未有一书有所组织”到“印度始写定之”的成书过程，手稿本主体部分应是康有为在印度居住期间完成。新见《大同书》草稿本是目前所见《大同书》最早底稿，实系《大同书》草创之本。草稿本讨论了大同、人道、进化、人种、公理、人本院等事，是探究《大同书》早期文本形态的珍贵文献。其属于结构甚为松散、并无篇章次序的散篇形态，康有为草创这些散篇，以备将来撰述，并不是齐整的全书撰述，更谈不上脱稿成书。草稿本的形成时间早于上海博物馆、天津图书馆所藏手稿本，手稿本系在草稿本基础上改写、修订而成。康有为撰述手稿本时，将草稿本中原先片段式、不成体系的散篇文字连缀成文，整合成书，使得文本依次相序、连贯系统。康有为、梁启超所称“修定”“写定”《大同书》即是指将草稿本中片段、分散的单篇进行整合、改造、规整的工作。共和肇建后，康有为在1912-1913年间集中修订、出版《大同书》，其契机恰为中国由君主制走向共和政体的历史性剧变之时，反映了康有为面对变局的思考和因应。上海图书馆所藏《大同书》修订本根据手稿本誊清，康有为本人还在这一誊清本上加以修订，进行了大量内容的增补、删改，大幅度调整编次结构、增补篇题，且这些修订结果均为1913年《不忍》杂志付印甲乙两部本、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十部本所采用。据此判断，上海图书馆藏《大同书》修订本是1913年《不忍》杂志付印甲乙两部本、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十部本所据排印之底稿，从这一层面说，这一版本是手稿本和今本之间的“过渡形态”，对于厘清康有为大同思想及其大同世界实践方案的前后演变过程颇为重要。修订本最终确定了《大同书》的编次和规模，基本形成了今本的样貌。从编次看，划分章节和段落，调整全书结构，由八卷拆解、调整为十部。从内容看，修订本《大同书》在手稿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篇章内容，大量充实康有为游历世界30余国见闻。从草稿本、手稿本到修订本，《大同书》数易其稿、屡经增删的现象正可窥见康有为“制作”的大同方案在不断嬗变之中，最终将大同思想发展为具有一定现实关照的大同世界实践方案。欢迎关注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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