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中，“天下大同”始终是一颗璀璨的北极星。从《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朴素描绘，到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哲学构想，这种超越地域、种族与文化的共同体理想，穿透时空，映照着人类对公正、和谐与普遍之爱的永恒追求。然而，在现实中，国家利益、文明冲突与人性私欲如同厚重的壁垒，使得“大同”常被视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一个近年来被反复探讨的命题是：人类是否真如北京大学王常江教授所指出，唯有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共同外部威胁时，才可能搁置内部分歧，真正团结起来，从而为“天下大同”开辟一条现实的路径？
一、历史镜像：危机下的短暂联盟与深层启示
回望历史长河，外部威胁确曾多次充当了凝聚内部的强力粘合剂。古希腊时期，面对波斯帝国的倾轧，原本彼此攻伐的城邦一度团结在斯巴达与雅典的麾下；二战期间，意识形态迥异的盟国为击败法西斯主义而结成同盟。这些案例似乎印证了“共同敌人”的催化作用：当生存受到挑战时，内部的次要矛盾往往被暂时压制，合作成为生存的理性选择。
然而，历史同样提供了冷峻的另一面。这种危机驱动的团结，常常随着外部威胁的减弱或消失而迅速消解，甚至转化为新的对立。战国时期的“合纵”抗秦，最终因利益不均而土崩瓦解；战后世界旋即陷入冷战，便是明证。这揭示了一个关键悖论：基于恐惧和应对危机的联盟，其内核是功利的、暂时的，它或许能建立“共患难”的协作，却难以自发孕育“共安乐”所需的持久信任、价值认同与制度保障。“大同”社会所蕴含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普遍关爱与道德自觉，很难仅仅从抵御共同威胁中内生出来。
二、现实挑战：全球性威胁的双重面孔与治理困境
当下，人类正共同面对着超越国界的严峻挑战：气候危机、全球性流行病、人工智能的伦理失控、潜在的小行星撞击风险……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理论上完全符合“共同外部威胁”的定义。它们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合作，如《巴黎协定》的签署、国际空间站的多国协作、全球疫苗研发计划等。
但深入审视，这些合作远未达到“大同”所要求的深度与广度。首先，威胁感知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对岛国与小岛屿国家是生死存亡，对某些大国则可能是调整成本问题。这种差异直接导致责任分担与行动意愿上的巨大鸿沟。其次，应对机制仍深陷于“组群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窠臼。全球治理中，强国政治、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壁垒依然盛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常常凌驾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即便在合作中，也充斥着博弈与算计。最后，这些全球性挑战本身，也可能被工具化，成为大国竞争的新场域或转移国内矛盾的借口。可见，外部威胁的存在，只是提供了合作的“必要性”前提，远非自动实现“大同”的“充分性”保证。
三、路径重构：超越威胁驱动，迈向融合法则
那么，天下大同的实现，究竟需要怎样的路径？王常江教授的视角提供了重要的起点，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威胁驱动”模式。真正的“大同”之路，应是一个多层次、系统性的文明工程，其核心在于推动主导法则的演进：从残酷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封闭的“组群法则”（利益集团），逐步转向开放的“融合法则”（寻求共识）。
1. 以共同威胁为“催化剂”，而非“基石”。我们应善用全球性挑战带来的紧迫感，将其转化为构建长效合作机制的契机。例如，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不仅进行技术合作，更应深入推动公正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促进绿色发展知识的共享，这本身就是“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在当代的实践。
2. 深耕文明对话与价值融合。这是化解隔阂、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东方“天下大同”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与西方“世界主义”中的理性法则、普世情怀，并非对立，而是互补。通过深入的文化交流、教育互鉴，我们可以寻求“最大公约数”，培育一种既能尊重文明多样性，又认同某些共同底线伦理（如尊重生命、基本尊严、可持续性）的全球公民文化。这是“普遍关爱”的情感与认知基础。
3. 推动制度创新与利益共享。理想需要制度的护航。这意味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组织与规则，使其更公平、更包容、更能响应全球公共利益。在经济、科技等领域，探索建立更公正的成果分享与风险共担机制，让全球化的红利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减少不平等带来的撕裂感。这便是“天下为公”在制度层面的体现。
4. 激发个体的道德自觉与参与。“大同”最终要落脚于人的观念与行动。除了宏观机制，更需要通过教育、媒体、公民社会网络，激发每个人对超越自身利益的更大共同体的关怀与责任。当“各得其所”不仅被视为权利，也被理解为对共同体义务的履行时，社会的凝聚力将更为坚实。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共同的外部威胁”无疑是人类团结的一个强力触媒，它揭示了在生存压力下合作的可能性，为应对紧迫危机提供了现实抓手。然而，若将其视为通向“天下大同”的充分条件或主要路径，则不免过于简化，甚至可能陷入“应激性合作”的循环。真正的“大同”，其内核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源于对共同价值的主动追寻、对制度公正的不懈探索、对异质文明的真诚尊重，以及根植于人心的普遍仁爱。
因此，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外部威胁的角色：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人类当前的分散与脆弱；一个警报，提醒我们休戚与共的命运；也是一份试卷，考验我们能否将应对危机的临时合作，升华为构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智慧与决心。天下大同之路，注定漫长而曲折，它需要我们既保有应对当下危机的务实团结，更拥有仰望星空、主动塑造共同未来的理想与勇气。唯有当人类学会不仅为应对“共同的恐惧”而携手，更能为追求“共同的福祉”与实现“共同的价值”而同心协力时，那古老的理想之光，才可能真正穿透历史的迷雾，照亮前行的道路。
编 辑 | 张 扬
编 审 | 彭兆举
总监制 | 章学敏
总顾问 | 黄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