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是太原史事和文化鲜见于史册的年代。然而却有一些古地名、古邑名、古国名，却或多或少与太原有些关联。
古之“大原”，即有邰氏台骀宣汾障泽，肇始之太原。此太原意指汾河出吕梁群山，进入河谷盆地，古称之“汾川”。台骀“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后，汾川此处始得“大原”之名，前文多有备述。
再说古之“土方”。土方，本商朝大邑商之西北方向的方国。考古界、史学界认为今吕梁市之石楼县，是古方国土方之所在。一般来讲，古方国常以所居之邑名为国名，一城一邑，当是其立国之中心地，亦或可称为其国的政治中心。但其势力范围，活动区域，往往不局限于一城一邑。古之土方方国势力所在，活动范围也不会局限在石楼一邑。这应该是个常识。
《诗经•大雅•绵》有“周土沮漆”之载，个中之“土”，便指古之“土方”，而诗题“绵”，则指古之“绵上”。《大雅•绵》告诉我们，“绵上”“土方”，都曾是先周时期姬周之族迁徙中暂居和经过的地方。
从地理方位或地缘关系上看，土方居今吕梁石楼一带，绵上在今晋中介休一带，在同一纬度上，距今太原，古之大原不过150公里左右。时周部族在燕京山一带久居，沿汾河中上游出没于山地、谷地间。这些古方国、古土著、古部族，在如此近距离的空间出现文化等方面的互相交流，相互的浸润与相互的融合，这虽然是一种推断和猜想，却完全在常理与情理中。
从古文字的维度分析，典籍中的“豳”“邠”“汾”等古文字、古地名，源出一脉，与先周姬周之族的迁徙与聚居，形影相随，始终密切。
“豳”读bin。《故训汇纂豖部》释“①豳者，戎狄之地名。夏道衰，后稷之曾孙公刘自邰而出居焉。”释“⑥豳，今豳州是也。《汉书郊祀志下 》‘公刘发迹于豳’颜师古注。” 释“⑨豳下，古文邠字《玉篇豖部》” 释“豳即邠也，古今字异耳。《史记周本纪 》‘国于豳’司马贞索隐。”此处之豳是地名，公刘居地，后为豳州之名。把豳字与其初文“邠”的古今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
邠，读bin。《故训汇纂•邑部》释“①邠，周太王国，在右扶风美阳《说文•邑部》。” 释“④邠，地名，《庄子•让王》‘大王亶父居邠’成玄冀疏。” 释“⑩邠，与豳通。《孟子• 梁惠王下》‘昔者大王居邠’朱熹注。” 释“⑪邠，亦作豳《玉篇•邑部》。”
汾，读fen。《故训汇纂•水部》释“①汾，水。出太原晋阳山，西南入河。或曰出汾阳北山，冀之浸《说文•水部》。”释“② 汾，汾水。出太原《玉篇•水部》。” 释“⑬汾作邠，作豳《逸周书•度邑》‘王乃开汾之阜，以望商邑。’朱右曾集训校释：“汾一作邠，《史记》作豳。”
对豳、邠、汾三字，溯源训诂便知：豳、邠两字，写法虽异，读音却同，字意同一，原本就是一字。邠，是豳的古字，是豳的初文。《玉篇豕部 》《玉篇邑部 》互见互证，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晰晰。而汾“一作邠，《史记》作豳”（《逸周书度邑》朱右曾集训校释）。可见豳、邠、汾三字在先周古代可互用互借，通用，只是写法不同。
汾，从古至今始终作为汾河之名，或曰汾水，或曰汾河，在古籍中换常常单用一个“汾”，即是汾河、汾水。还引生出汾阳、汾阴、汾川……等等古地名。但影响最大、使用最久，是为原创者，则只有汾河、汾水。
豳曾作为姬周四世宗主公刘之居，史称，“公刘发迹于豳”。邠，十三世宗主曾居于邠。还有史载，太公亶父曾与燕京戎共居于汾河上游的燕京山一带。对此说史学大家钱穆在其《周初地理考》之《王季篇•五十一》中说：“太王之所避，即为汾水燕京之戎，《西羌传》何以又曰犬戎冠边，而右公逾梁乎？曰：犬戎即燕京戎也。”依此说，姬周之公亶父及族群曾徙于居汾河中上游，与燕京戎为邻；后古公亶父，率族西徙逾梁而走，此梁乃指今之吕梁骨脊之山。
由于姬周之族在汾水中上游，与燕京戎结下梁子，所以才有后来其子姬周第十四世宗主季历讨伐燕京戎败北而告终。周部族两世在古太原之域，汾河之滨与燕京戎的争锋，是以证明太原先周文化中有着周部族文化的遗存。由此可见，太原先周时期的文化元素之富含，个中豳、邠、汾文化的传承、嬗变、交融、合一，则是非常珍贵的先周太原文化元素之一。
发育期（18）“娄烦”与“楼烦”的文化嬗变
时下娄烦的宣传品和一些自媒体，似乎仍在坚持“楼烦”是最早的使用语词，“娄烦”是后来演变的产物。对这点曾有学者问及。其实这不应成为一个学术问题，而属人们对娄烦名文化的关注和使用方面存在的一个差异。
站在学术研究的维度看，“娄烦”即古之“婁烦”，一定在先；而“楼烦”古之“樓烦”，无疑在后。摆其原因，一是“婁”是 “樓”的初文，没有初文“婁”，就难以产生后起字“樓”，以及僂、塿、耬等等。这是由原生与引申的逻辑关系所决定的。二是，虽然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樓煩”率先出现，但是这个“樓”与古文字“婁”释意义不搭调。“樓”有三个意思，一是两层以上的房屋；二是建在城墙与高台上的建筑；三是古代车、船有上层者。而“婁”则是星宿名即婁宿；传说中的兽名，即带角的偶蹄动物，有“牛马维婁”之载。可见“婁”才能反映出古部族名的本意，“樓”无法与古族群、古部族通释。
娄烦之名见诸史册，最早是以繁体字“樓煩”面世的。从夏末商初，经春秋战国，历秦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五代，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文献史乘、碑铭方志，几乎千篇一律，均写作“樓煩”，极少见到“娄烦”之写法。这很正常，初文被束之高阁，甚至被遗忘，需训诂才能溯知其源。“楼烦”变为“娄烦”，是汉文字“初文”与“后起字”的正常沿革、演变。
汉字发展史告诉我们，许多汉字在其初创期，笔画从简，字形从省，字多单一。随着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事物繁杂、交流频繁，原初之字，已难满足日益丰富的社会交际，于是便在初文基础上，孳乳出新字。初文与新字并存，或初文渐隐、新字独用，便成常态。“娄”与“楼”字，正是这种文字发展规律的典型一例。
古文字学研究成果确认，“娄”是初文，“楼”是后起字。《广韵·侯韵》载：“楼，亦作娄。”《文选·陆机》所载：“楼作娄。”《说文·木部》云：“娄者，今之楼字。”可知，古汉字之楼、娄两字，音同、义同、用同。而且，娄字产生于楼字之前，是楼的初文。先有娄，后有楼；娄为母体，楼为孳生；娄字简约，楼字繁化；娄字本义为宿名，后引申出楼；楼字从木、娄声，专指楼房、楼宇。这种初文与后起字并存、并用、互代、互换的现象，在上古、中古时期，是非常普遍的文字使用常态。
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不断进步，建筑不断发展，楼房日益增多，作为初文的“娄”，渐用渐淡，而作为后起字的“楼”，渐用渐显，约定俗成，遂成主流。逮至明中叶后，尤其是清以来，“楼烦”之名的使用，出现返古现象，“娄烦”又被挖掘了出来，重新使用，日渐热络。
联系“娄烦”复出的历史背景，便可大体悉知，“楼烦”之所以在使用数千年后被“娄烦”所取代，与明清两朝汉学复兴、盛行数百年不无关系。明逐元后，汉文化复兴，方志学兴起，饱受摧残的汉文化蓬勃振兴。文人学士、考据大家，崇尚古学，推崇古字，追本溯源，正本清源，蔚然成风。在这种大趋势下，“娄烦”复出，“楼烦”退隐，乃是顺势之功效。个中或许也有“楼烦”是戎、是胡之影响，而“娄烦”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戎”“胡”的色彩。总之，“娄烦”之名，自明清复用，已成大势所趋，“楼烦”退隐，更难有复搏之力。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复振文化，扫除文盲，成为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件举国大事，文字改革、推行简化字，亦随之提上日程。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并公布实施。繁体“婁煩”简化为“娄烦”，更繁的“樓煩”自然被同音同义同用之“娄烦”顺势代之，名正言顺，无可争议。待1971年娄烦复建为县级人民政府，1972年划归太原市管辖，“娄烦”的知名度水涨船高，成为标准地名、法定地名，“楼烦”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仅留存在历史文献、古籍旧志与文物遗存之中。
由是观之，“娄烦”与“楼烦”，同源同宗，音同义同，只是字形繁简、先后之别。先有娄烦，后有楼烦；楼烦行世两千载，娄烦复出五百年；最终返朴归真，定格为“娄烦”。这一演变过程，既是汉字发展规律的体现，也是地名文化传承与嬗变的缩影，更是民族文化认同与自信的生动见证。
责编 宋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