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式对外官宣
晋中榆次龙城大街东延区域
发掘出两座保存极具研究价值的
金元时期古墓葬
MI为元代纪年墓、M2为金代古墓
双墓同出
为我们解锁了一波千年前的生活图景！
榆次区域以往发现的金元墓葬数量极少，这次的重磅发掘，可以说是填补了区域考古空白！
时间倒回2022年5月，太原武宿（国际）空港配套工程（晋中区域）项目，在榆次龙城大街东延的施工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两座深埋地下的古墓葬，考古团队随即介入，将两座墓葬编号为M1、M2，并开展系统性抢救性发掘。
经考古人员现场勘察确认，两座古墓均为金元时期山西经典的八边形单室墓，采用当时最流行的仿木结构砖雕+彩绘壁画双重装饰工艺。因为墓内砖雕、壁画遗存极具保护和研究价值，发掘工作结束后，两座古墓已完成整体搬迁保护，最大程度留存千年历史遗存。
M1是本次发掘的重头戏，是一座有明确文字纪年的元代至正十六年墓葬，也就是元末顺帝时期的古墓，精准的年代标注，让它成为太原及周边区域元墓断代的核心标尺。
从墓葬装饰设计来看，古人的审美和工艺细节十足。墓门门楼、墓室内的铺作结构，全部用精致砖雕打造；角柱、阑额、普拍枋等仿木构件和整片墓壁，都铺满彩绘装饰，工艺十分考究。
不过历经千年岁月侵蚀，M1墓壁彩绘脱落情况比较严重，目前仅西壁、西南壁有部分遗存。除了南壁之外，墓室其余壁面，都规整绘制了黑红、黑黄配色的边框屏风图案，屏风底部造型统一，搭配精致花边牙子，布局十分雅致。
屏风内部和拱眼壁的彩绘，主打四季花卉主题，牡丹、莲花、菊花、梅花依次呈现，对应春夏秋冬四时景致。考古团队推测，即便脱落的壁面，原本也均为花卉纹样。这种大面积屏风画装饰墓室的手法，是元代壁画墓的“潮流标配”，极具时代特色。
细心的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M1柱头铺作采用山西元代墓葬典型的把头绞项造样式，整体装饰以写实花卉为主，对比精美繁复的宋金墓葬壁画，能明显看出元代墓葬装饰工艺整体趋于简化、水平略有衰落，这也精准印证了金元时期墓葬艺术的发展演变规律。
M1最重磅、最难得的发现，当属墓室南壁拱形墓门门额处的墨书“喜庆堂”三字！墓葬中出现堂号、斋名，在全国已发现的金元古墓中都极为罕见。
宋金时期，古人盛行“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简单来说就是，把墓室打造成和生前居所一样的模样，用砖雕、壁画复刻日常起居场景。而“喜庆堂”本是古人现实生活中的厅堂名号，被刻在墓室之中，寓意格外温暖。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字，更是千年前的家人留给逝者的美好祝愿，寄托了对吉祥顺遂、喜乐安康的极致期许，跨越千年，依旧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情。搭配南壁清晰的“至正十六年”题记，这座古墓的时代脉络彻底清晰。
本次M1古墓共出土6件随葬品，包含5件瓷器、1枚铜钱。其中一件黑釉瓷碗的足心，留有墨书“王”字样，字迹清晰，由此考古团队推测，墓主人大概率为王姓人士，可惜剩余文字残缺，目前暂时无法确定其族别信息。
结合墓葬规格和装饰细节来看，墓室内设有专属砖雕门楼、精致屏风壁画，还使用松木棺板，远超普通平民墓葬配置。对照山西元代墓葬墓主分类标准，这位王姓墓主人，应该是元代一般官吏，或是生活殷实的地主、商人，属于当时的富庶阶层。
M2墓葬位于M1东侧约1公里处，没有发现明确纪年文字，但考古团队通过形制、装饰、出土器物多重佐证，判定其为金代中晚期墓葬。
和彩绘脱落严重的M1不同，M2堪称“千年颜值在线”！墓内彩绘保存完好、色彩鲜亮夺目，千年过后依旧明艳动人，观赏性极强。
墓葬装饰分工清晰，柱头铺作、假门窗等结构以砖雕打造，角柱、阑额、栱眼壁及部分砖雕构件，辅以精美彩绘点缀。墓室各壁面细节满满：东壁砌筑板门，门扇上绘有金代墓葬经典的“妇人启门图”；西南壁设有突出壁面的砖雕立柜；东南壁砌筑精致灯擎，完美复刻了古人的居家生活场景。
本次M2共出土6件/套随葬品，具体为2件瓷器、3枚铜钱、1对耳环，器物虽不算繁多，但断代价值极高。其中一件黑釉瓷盘，胎质粗糙、胎色泛黄，内底设有宽涩圈，和汾阳东龙观金墓出土的同类器物高度契合，成为判定墓葬年代的核心物证。
同时，M2整体呈现南北长、东西窄的扁八边形，是太原地区金代墓葬的典型形制特征，再加上“妇人启门图”在金墓中出现频率远高于宋墓，多重线索相互印证，彻底锁定了它的金代中晚期身份。
▲M2东壁
一直以来，榆次地区出土的金元时期墓葬数量稀少，相关考古资料十分有限。而本次双墓并发的发掘成果，意义重大。
尤其是M1元代至正十六年纪年墓，精准的年代题记，为太原及周边区域元代墓葬的断代研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时间标尺”。而且这座墓葬阑额部位的精美彩绘，在同期元代墓葬中十分罕见，极大丰富了元代墓葬彩绘工艺的研究素材。
从大众视角来看，这两座古墓不只是冰冷的历史遗存。精致的四季花卉壁画、寓意美好的“喜庆堂”堂号、复刻人间烟火的妇人启门图和居家陈设，让我们得以窥见金元时期晋中百姓的审美喜好、丧葬文化和生活风貌。
此次榆次金元古墓的发掘，不仅丰富了太原、晋中区域金元墓葬的研究体系，更填补了山西金元墓葬区域特征研究的空白，为探索山西金元时期社会文化、民俗风貌、工艺技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全新、珍贵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