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晋阳的来历与变迁

太原是并州首府，山西省会，大唐北都，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曾因有十四人龙兴于太原，特别是太原风峪是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祖籍所在地，故有“龙城”之誉。史学界普遍认为太原（晋阳）有二千五百年的建城史，但“太原”一名早在五千年前就存在于山西晋南地区，却鲜为人知，更不知晋中晋阳是由晋南晋阳而来。

太原，最早是指“帝都”所在地冀州南之一广阔地域，由太行、太岳、吕梁三大山环绕，汾水流经的临汾、运城地区；因大而阔，平而坦，故称“大原”。因它是山西黄土高原上最大的一块平地，所以又称“太原”。王国维、王玉哲考证认定：先秦时“大（太）原”的地理范围在汉河东郡，此为由地貌而命名的概念，实指一大片平坦的地区，即今晋南地区。因它位居夏文化发祥地，所以又称“大夏”。《史记·晋世家》索隐云：“唐叔虞封在夏墟，其都在今大夏是也”。从《尚书·禹贡》“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梁山、岐山，均在陕西韩城西）。即修太原，至于岳阳（指太岳山，即今山西霍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导岍（岍，岍山，即山西平陆县北的吴山）及岐（岐山），至于荆山（河南灵宝阌乡南），逾于河（黄河），壶口，雷首（山西永济蒲州东南雷首山）至于太岳”看，这里写大禹治水是从壶口开始，治理了壶口东面的岍山、荆山，越过黄河到陕西，治理了韩城西的梁山、岐山，还修整了壶口东面的雷首山及太原，到霍山为止。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周蒡京考》、《观堂集林》中说：“《禹贡》记禹治冀州水，首壶口梁岐，次太原，次岳阳，次覃怀（豫州河南武？县），次衡漳（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而终恒卫（今河北南部），其次实自西而东，自北而南，则太原一地当在壶口梁岐之东，太行之西，即汉之河东郡地。”这不但指出了太原是一个广泛的地名，而且指出太原地域的范围。说明古之“太原”，是指包含今之运城、临汾之晋南地区。

古昔“太原”与“夏”、“唐”、“晋”之关系，源自夏、唐、晋都在晋南。唐国在古时属于大夏，又称夏墟，夏商时期乃至周初，皆为唐人居所。周成王灭唐后，封其同母弟叔虞于唐（山西翼城西），史称“唐叔虞”。《史记·晋世家》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叔虞子燮父因境内有晋水，故改唐为晋，成为晋国的发祥地。叔虞受封的唐国，在当时是“戎狄环之”的华戎共处之地，周王朝予其“善射”、“有令德”的叔虞因地制宜的治国方针，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唐地，起初是高辛氏之子实沈所居之大夏，后来唐人又居于此地，直至成王灭唐封叔虞于此。《左传·昭公元年》载：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按：子产，？~前522年）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作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能相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晋侯闻子产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

上述资料中的“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其“宣”，即疏通。“汾”即汾水。“洮”，涑水别源，出晋南闻喜县。“障”，堵住。“大泽”，指运城盐湖。“以处太原”，即为居住太原。亦说明大夏、太原、唐地、晋国等在晋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曰：“按晋，太原，大卤（在蒲坂附近）、大夏、夏墟、平阳、晋阳六名，其实一也”。顾颉刚认为大卤、大夏、夏墟、晋阳、盖皆大原之异名，“古太原实在河东”。刘起钰认为“凡夏人居住的地方，都可称大夏，夏亡之后称为夏墟，亦就是说，晋南这块大地，原是春秋战国间所称平阳，实为古晋阳（按：平阳与古晋阳并非一地，只是蒲坂，即古晋阳所在地，在历史上曾辖归平阳郡、府，所以有人把平阳与晋阳相混）”。赵铁寒亦认为“晋阳太原之名，本在晋南。到秦才北移，其名于并州，历汉唐迄明清二千余年其名不废。虽然或郡或州或县，地位升降不同，而始终在并州晋阳县原地，二千余年并无移易，于是北名大显，南为北夺，隐没不彰。”赵李娜经多年研究考证，亦认为最早的“太原”在晋南。在《唐叔虞始封于临汾地区——叔虞始封地应在晋西南》文中，还说：“其实，关于大夏、夏墟的范围，经过数代史家的研究，基本上结论已定，即在今晋南地区，而非远及晋中之太原”。

在先秦以前的史籍里，很少见到以太原为具体地名的。除《禹贡》提到太原外，还有《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魏书》，所记的都是战国魏的历史。而战国魏所占的地盘，其中就包括今运城和临汾的一部分，魏都在安邑。《竹书纪年》云：“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遂迁于太原”。《国语·周语》曰：“料民于太原”。这几处太原，其地都指晋南。

大原、太原、大夏之名有五千年的历史，叔虞封于唐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唐是尧帝后裔的封国，尧建都于晋南。《通典》曰：“尧旧都在蒲”。阚骃《十三州记》云：“蒲坂，尧都，盖尧亦都此，后迁平阳”。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写道：“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即晋南。陶唐氏，“尧都平阳”已被1978年发现的陶寺文化遗迹所证实，2003年春，我国考古队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新发现了尧舜古城墙遗址。

春秋末年，晋国公卿赵、韩、魏合谋灭智氏，赵简子之子赵襄子（无恤）“遂祠三神（即实沈、台骀和阏伯）于百邑（今山西洪洞赵城），使用原过主霍泰山（即霍山）祠祀”。而台骀主祠在曲沃。三家灭智，三家分晋以及尧建都，其后裔建唐国等都发生在晋南，所以晋南太原才有“唐尧故地”、“三晋之源”之美誉。然而，有的学者却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仍坚持“唐尧故地”、“三晋之源”在晋中太原。其缘由认为“古唐国在山西太原”，“唐尧始都于此”，“唐叔虞始封地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如此等等，且以讹传讹。

晋阳是以太原为依托的，亦是以山南水北地貌为依据的。太行、太岳、吕梁三山环绕晋南黄土高原的大原蒲坂地区，位于太行山西南端的黄河北岸与东岸，背靠巍巍中条山，面俯滔滔黄河水，控遏雄关，山川会要，锁钥关中，自古为兵家军事重地，所以在河东蒲坂建晋阳城防十分重要。

晋阳城之名，源于晋国赵氏（简子）为大夫专国事时所建的城池，因建筑在山南水北之阳，故城名曰“晋阳”。《毂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曰：“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晋阳建筑在古蒲坂地面上，其遗址在今蒲州城遗址东南杨马村处，而蒲坂与蒲州并非一城。据《蒲州府志》所载，蒲州城是北周时所建。而蒲坂则是尧舜之古都，但无城墙。蒲州、蒲坂、晋阳亦非是一城。西汉改蒲坂为蒲反，东汉复为蒲坂，王莽改蒲反为蒲城。西魏宇文泰夺蒲坂，迁城黄河岸边，改名泰州，北周时建砖城，改名“蒲州”。

赵简子于春秋末（公元前497年以前）在古蒲坂侧旁所建的城堡，其位置因在黄河、涑水之北，亦是雷泽湖以北，太行山支脉中条山之南，所以其城名曰“晋阳”。在晋阳城周围还有任阳、韩阳、首阳、南阳、北阳、下阳等属于山南水北之地名。而晋中的晋阳，却是在汾水和太行山之西，吕梁山之东，与“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地貌不相符合。

晋阳是控扼封陵关，通往中原与关中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位置扼守在鸡鸣三省的河曲内侧。《括地志》曰：“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杜阳、晋阳，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蒲坂故城在河东县南二里，即尧舜所都也。”据《史记·河渠书》、《六国年表》及《秦始皇本纪》载曰：“襄子败智伯，与韩、魏三分其地。”分晋后，晋阳属魏。秦为东扩，在昭襄王初年就曾以重兵攻取晋阳、蒲坂与封陵。韩国为自保，采取“欲罢劳之，息秦伐韩之计”，“乃使水工郑国觙（离间）说秦”，阴令秦开凿泾水至洛达三百余里的灌溉渠（即“郑国渠”），延缓了秦东进的步伐。此晋阳，正是渭河弯内侧，首阳山之北的晋阳，是秦王政东灭六国而必夺的战略要地。从周初至春秋末，晋室晋地曾南扩北移到运城临汾，晋都从翼城迁曲沃，但晋阳在历史上却不曾称过晋都，晋中晋阳更不曾称过晋都，亦不是晋国的始封地。有些文章乃至史书把晋阳与平阳相混，把晋南晋阳与晋中晋阳相混，这就使晋中太原与晋南太原相混。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在“唐地”问题上，就将汉时的晋阳太原与尧都平阳相混。其实，班氏所说的“唐地”，还是指晋南，此不一一赘述。《史记·货殖列传》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说明河东临汾、运城正是叔虞所封之唐。叔虞受封于唐，燮父改唐为晋，晋大夫赵简子与韩、魏三家未灭智分晋之前，在晋南建晋阳城，应是不争的事实。

晋阳城创建的确切年代无考，但晋南晋阳应在公元前497年之前，而晋中晋阳应是在晋人统一北方后才新建的。

《春秋·鲁定公十三年》载曰：“赵鞅入晋阳以叛”。晋顷公十二年灭齐氏、羊舌氏，赵鞅为六卿首席大夫。说明晋阳城建于鲁定公十三年，即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之前。《史记·赵世家》：“赵简子在位，晋顷公之九年（公元前517年），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当晋顷公时，诸大夫疆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可考虑赵简子建晋南晋阳城，绝非是在范氏、中行氏、赵稷攻赵氏的公元前497年这一年。

春秋末年，晋国封建因素迅速增长，中行、范、智、魏、韩、赵六家卿大夫执掌政权，出现了“六卿专政”，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六卿之一的赵简子为争权夺势，扩张领地，争取战略优势，派其家臣董安于在尧舜古都蒲坂建筑土墙城堡晋阳。

晋定公十四年春，“简子谓邯郸大夫午曰：‘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午许诺，归而其父兄不听，倍言。赵鞅捕午，囚之晋阳。乃告邯郸人曰：‘我私有诛午也，诸君欲谁立？’遂杀午”（《史记·赵世家》）。说明赵鞅在晋阳城未竣工前，才把在公元前500年攻卫时卫贡的五百奴隶暂时安置在邯郸。因晋阳建设基本完工，所以向同族邯郸午索要卫贡的五百奴隶以充实晋阳。

赵鞅在杀邯郸午后，赵午之子赵稷与家臣涉宾“以邯郸反。晋君使籍秦围邯郸。荀寅、范吉射与午善，不肯助秦而谋作乱，董安于知之”。董安于将此事告诉赵鞅，鞅说：“晋国有一条法令，始乱者死，我们后发制人就行了。”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与邯郸赵氏结成联盟，联兵攻伐赵鞅在绛都的宫室，赵鞅抵挡不住，“故鞅奔晋阳，晋人围之”（《史记·赵世家》）。

韩氏历来与赵氏相近，而魏氏与中行氏、魏氏与范氏相恶。智氏荀跞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定公围晋阳”（《史记·赵世家》）时，晋见定公说：“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黄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均矣，请逐之”（《左传·定公十二年》）。十月，魏、智、韩三家以公命伐范氏、中行氏，然未成功。范氏、中行氏想乘机伐晋侯改立新君，于是率师进攻晋公室，晋定公得到晋人的帮助，与韩、魏、智三家合力，大败范氏、中行氏。

韩、魏认为赵鞅罪轻，请求晋君宽恕，经定公许可，于十二月从晋阳召回了赵鞅，使之重新执政之后，调整了部署，先与诸大夫盟于公宫，缔结了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侯马盟书》，又与智氏单独行盟，但受智伯宠幸的梁婴父因讨厌董安于，就煽动智伯说：“不杀安于，让他始终在赵氏那里主持一切，赵氏一定得到晋国，何不因他先发动祸乱而去责备赵氏，让他杀安于”。董安于为顾全“赵氏定，晋国宁”的大局，遂自杀身亡。从此，韩、魏、智与赵氏结成较为巩固的联盟，与范氏、中行氏展开了长期大战，晋军在卫国戚地的“铁丘”大败敌军，在历史上称为“铁之战。”主要战区发生在朝歌、濮阳（今河南境内）、邯郸、邢台、隆尧、五鹿（今河北境内）、东阳、潞（今晋东南境）、绛都、晋阳（晋南地区）等地。双方经过五年余的多次激战，范氏、中行与赵稷在公元前492年以失败告终。范氏、中行氏逃奔齐国，赵稷逃奔临。邯郸、柏人划归赵鞅，其余领地尽入公室。从此，晋国六卿专政局面为四卿并立所取代。赵鞅“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左传·哀公二年》）。

《左传》记载晋国法令：始乱者死，连同盟书装载于船沉入黄河。1965年考古发掘出在1995年列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侯马盟书》，在晋国始封地翼城大河口新发掘出含有伯一级贵族的四百余座古墓群，已被列入2008年我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等，佐证“赵鞅奔晋阳”是发生在晋南而不是晋中。

初建的晋南晋阳城，城墙由土夯成，高厚坚实，“城高四丈，周回四里”的正方形（《元和郡县志》）。其遗址在今蒲州城遗址东南的杨马村处，晋阳城内有高大的宫殿，“公宫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墙之，其高至丈余”，“公宫之室，皆以铄铜为柱质”（《战国策·赵策一》）。晋阳城建成后，董安于为第一任行政长官，他用强有力的“无赦”之法，治理晋阳，政绩显赫。第二任晋阳令尹铎，减轻剥削，宽恤民力，并在城周围修筑了军事防御工事，使晋阳城成为赵氏的坚强堡垒和保障赵氏安危的根据地，在六卿争斗中显示出其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从中亦显示出尹铎的聪慧与才智。赵简子让尹铎筑防御工事，尹铎指着蚕茧，“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于是损其户数，民宽以和”。特别是在当赵氏联合韩氏、魏氏反戈一击，打败智伯，在赵、韩、魏灭智分其地中发挥了大本营的保障作用。此时的“智城在蒲州虞乡县西北四十里”（《括地志》），即“觧县有智城”（《古今地名》），魏地在安邑，韩地在平阳。而赵夙的祖地在赵城（周缪王赐封），晋献公赐封赵夙地在耿（今晋南河津地区）。

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赵简子亡故。智伯于公元前457年向外扩张，相继讨仇由、攻中山、取穷鱼之丘。赵襄子不甘示弱，未除服，急迫向晋中之戎狄发起攻击，北登夏屋山，诱杀戎狄代王平代地（今山西代县一带）。

公元前454年，智伯与赵、魏、韩尽分范、中行故地，晋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智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智伯益骄。为充实高粱城，因功而益骄的智伯向韩、魏、赵索地，赵无恤“以其围郑之辱”，“故独赵不与智伯”。于是智伯怒，于三月初，率韩、魏之师攻赵。赵无恤惧，但他遵其父鞅“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国语·晋语》）的遗训，从绛都宫室出走，“乃奔晋阳”，“智伯联军尾随其后”追向晋阳。

赵氏的家臣原过获悉灾难来临，从赵氏祖地（今山西洪洞赵城）急奔晋阳，跟从赵无恤。当原过路过王泽（今山西绛县一带），遇见三个神秘之人，托付他亲自把一个二节相连莫通的密封竹筒交给赵无恤。

原过南奔抵达晋阳后，亲自把竹筒交给无恤。无恤斋戒三日，亲自剖开，内有朱书曰：“赵无恤，余霍泰山（霍山）山阳（中条山）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晋北、陕北、内蒙准格尔一带）”。“至于后世，且有伉王······奄（覆盖）有河宗（龙门河上流之山西），至于休溷诸貉（戎狄之地），南伐晋别（韩、魏之邑），北灭黑姑（北部戎狄之国）”。“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史记·赵世家》。这虽是中国封建社会“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合一”的一种托词；而实际是赵氏的夙愿与志向；亦说明赵氏此时还在晋南，亦未统一山西中北部领土，只惟杀代王平代地而已。

原过进入晋阳后，智、魏、韩三家联军已将晋阳城团团围住，晋阳之战开始。

智、韩、魏联军攻赵，赵襄子以“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以待”（《战国策·内储说上》）。所以“三国攻晋阳，岁余，以至引汾水以灌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仍巍然屹立，使赵终于赢得了时间，“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智氏，共分其地”。晋阳之战灭智氏后，于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史记·赵世家》）。魏分得晋南，韩分得晋东南，赵分得赵城以北。

晋阳之战后，晋阳成为赵氏政权的发祥地。赵襄子挺进晋中，是继承父志，实现以晋中为中心以便向东、北、西发展，暂避强秦侵扰，以最终独霸一方，称雄中原的战略。赵襄子鉴于这一宏伟的夙愿与谋略，才离开尧舜禹以及晋国的发祥地。但怀念故土、不忘先祖的赵襄子，因晋中盆地与晋南盆地一样有三山环绕成簸箕形，汾水中流的地貌相似之处，所以把晋南的“太原”之名和“晋阳”城，亦移植搬迁到晋中，建筑了新晋阳，秦人称“新城”。这就是晋中“太原”、“晋阳”之来历。

历史学家刘起钰在《续古史辩》中指出“晋阳”、“太原”、“晋水”等地名原来都在山西西南部，后来晋人统一了山西北部，才把它们移植到此，以兹纪念。据有关资料所述，晋南古太原以北地区，在春秋时，一直由戎狄各部落占领。赵简子为图谋北土，曾把女儿嫁给北戎代王。后赵襄子为统一北方，始有杀戎狄姐夫代王之举。

赵襄子在三家灭智、分晋后移居晋中建晋阳城，故有被智伯亲信豫让于公元前425年刺杀身亡之事。建晋中晋阳虽无确切年代，但它是由晋南晋阳北移的，所以晋中晋阳的建城史，当然应由公元前497年前算起。由于历史久远，《史记》与《战国策》等，在智、韩、魏联军攻赵，围城灌水问题上一说是“汾水”，一说是“晋水”，加之一些人把晋南的“晋阳”与晋中的“晋阳”相混，把汾河下游的汾水与中游的汾水，以及晋南的晋水与后有的晋中晋水相混，所以使这一史学研究发生混乱。其实，《史记》说的“引汾水”与《战国策》的“决晋水”是一回事。因汾水在太岳霍山以南，即岳阳以上称汾水。岳阳以下，特别是平阳之水入汾以下称“晋水”。这似如长江在四川宜宾以上称金沙江，以下称长江一样。

中华书局本《魏书·地形志》载曰：“平阳有晋水”。《括地志》载：“今晋州所理平阳。平阳河水，一名晋水”。《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亦如此记载。可知晋水，由“晋”这个地名初出，并最初特指晋南，可推晋水之初出亦在晋南。何况发源于太岳山南麓的沁水（今为沁河），在春秋战国时亦称“晋水”。丁山先生曰：“考《魏书·地形志》云‘平阳有晋水’。则俗名晋水，盖由习俗相沿，或胜于后世史家之牵附······”晋水在晋南的史实确凿，但有人却把北魏时由晋祠难老泉水改名的晋水混杂其中。

晋祠晋水的最早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测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昔智伯之遏晋水灌晋阳，”后人又把晋祠晋水之渠起名“智伯渠”，这更使研究智伯引水灌晋阳问题困之又困。

本来，晋人统一山西北部后，为了寄托对故地和先人的思念之情，把原在晋南的地名太原，城名晋阳乃至台骀、智伯等人名，以及台骀庙（晋南的晋阳、宁武、曲沃、霍山、赵城等地有其祠或庙）等亦移植于晋中。可能是北魏时，还在城西悬瓮山麓修建了奉祀晋国祖先的叔虞祠（即晋祠），这移植于北方的做法，亦属情理之中。赵国败亡时，“赵王迁思念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之者莫不流涕。”因在古今中外的迁居史上，人们以群体形式离乡背井，迁往他方，往往会用故乡的山川、水泽、村落等名给新迁地命名，表示对故乡和祖先的留恋与纪念。在中国历史上，虞舜后裔从晋南外迁后，始有北京附近的妫水、妫泉等；山东的历山、历城、雷夏等；河南的虞城、西虞等；浙江的上虞、余姚等。就连汉高祖刘邦为取悦老父，还在长安郦邑筑城，命名新丰。但研究历史事件，绝不能把新地名、新水名与原有地名、水名相混。

智、韩、魏联军攻赵，引用发源于太岳山南麓的“晋水”灌晋阳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水距晋阳城太远。晋祠泉水虽距晋中晋阳城很近且高，但其水量不足。如果引汾水灌晋中晋阳城，但因城高水低，那亦是不可能的。据“1998年太原市在修建南过境高速公路时，在‘晋阳’城遗址上钻探，发现东城高出汾水十七米，西城高出汾水七米。”而“晋阳城位于汾河以西，至少高出汾河水面十米以上，根本无法引水灌城”。如果智伯在晋南引汾水入晋的晋水，特别是平阳晋水入汾河后的河水，在支流清河口与涑水相连通，以灌晋阳城则是可能的，因台骀就曾疏通汾水与涑水，使二者通连，所以称他为“汾神”。

传说涑水原是汾河的一支流，汾河下游经蒲坂东，再西南入黄河。后由地壳变化，汾河水经安邑穿中条山，经大阳县（今山西平陆）东的少津渡（今茅津渡），注入黄河。之后中条山上升，迫使汾河改由中条山北部的低洼处流入黄河。当中条山、稷王山、孤峰山再度上升，又迫使汾河从绛山（今紫金山）之南，沿稷王山之北，经皮氏县（今山西河津）注入黄河。汾河下游的河水多次改道，使流向蒲坂之水断流，形成安邑、运城西一块偌大的盐碱湿地至今犹存。汾河断流后涑水则成为河东洼地一条大的河流。

据《战国楚帛书·乙篇》和《路史·太昊纪》所载，说明在古代时，汾河下游与今之涑水是相通连的。所以，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在当姑娘时，因气候变化，随族叔（伏羲的舅姥爷）沿汾河南迁，在水草丰盛的蒲坂雷泽湖结识了雷泽氏酋长，履雷神足迹，而生伏羲与女娲。这亦印证智伯在联合韩、魏攻赵，引汾水（亦称“晋水”）灌晋阳城是可能的，所以引“汾水”或“决晋水”，并非空穴来风。

鉴于晋南地形北高南低，引汾水经涑水的灌城之水略高于晋阳城。城又高于城南的雷泽遗迹，城西二十里又俯瞰黄河水，易于排泄灌城之水，故此出现“三国攻晋阳”，“三月不能拔”，“决晋水而灌之”，或“引汾水以灌城，城不浸都三版”的局面。

赵、魏、韩在战国时代皆跻身于七雄之列，晋南晋阳属魏，与秦毗邻，是强秦东灭六国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秦称魏为“腹心疾”。东进，“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故势必夺取。《史记·魏世家》曰：“魏惠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今蒲州南之风陵渡）。十七年与秦会临晋（今陕西大荔县）”，先后还魏。魏襄王十六年，秦“取蒲坂”，与秦昭襄王会临晋，还，逼魏迁大梁。秦王政初立，“蒲坂反”，“秦拔我晋阳”。证明在战国后期，晋南晋阳还存在。杨宽著《战国史》在扉页插图：春秋末与战国时的地图上亦标出了晋南晋阳与晋北晋阳。

春秋战国时，史籍多有攻伐晋南晋阳的记载，而没有夺取晋南太原的记载，是因为它不是城市。三家分晋，赵氏迁晋中后，却与前者相反，因赵都先后主要在中牟与邯郸。据《史记·秦本纪》载曰：“秦庄襄王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赵榆次、新城、狼孟（阳曲东北），取三十七城”。四年，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治所晋阳，在今晋源镇）。“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骜败”。《秦始皇本纪》载：“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十八年，邯郸为秦”。“十九年，秦王之邯郸······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赵公子嘉率其家族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二十五年，秦将王贲攻代，“虏代王嘉”，赵亡。从此，使太原这个由地域性概念变成与晋阳同呼吸共命运的城市。

正是由于太原、晋阳从晋南移植到晋中的演变，为时久远、口耳相传之误讹，有些史书所述之含混，所以导致了史学界对一些历史事件发生地的误考。许多人误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发生在晋南太原、晋阳的历史事件认为是发生在晋中的太原、晋阳；甚至不知汾水下游的晋南有“太原”、“晋阳”之事，混淆了许多历史事实，形成了一连串以讹传讹的错误观点。然而只要仔细研究，重新解读原始史料，还是能从中看出端倪，沙里淘金，理出头绪，以广视听，以还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