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澄江到太原——爷爷的口述史(上)

这是和爷爷的录音整理的文本。比起奶奶稀里糊涂的一辈子——奶奶的口述史，爷爷的要详尽很多，两个版本可以互相印证。目前也还只是整理到太原，待后续补充。

一、我的父母

我妈妈名叫□月新，出生在无锡太湖边上的南方泉农村，家里是种田的。那地方离太湖很近，大概两三公里，我想着家里偶尔也会去湖里捕点鱼。

妈妈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生了两个男孩之后就过世了，外公后来娶了填房。两个舅舅长大后也都去上海打工了。妈妈一个大姑娘留在家里，总要做些农活。听说妈妈小时候还曾经被名义上许配给哪家做童养媳，不过后来没去成。

到了1937年前后，妈妈大概十七八岁，她在上海的姑妈生孩子，就把她接去了，一来帮忙照顾，二来也是有意带她出去见见世面。她就这样离开了南方泉，到上海的江宁路一带安顿下来——那条路离火车站走路十来分钟，外婆的姑妈在那里开了一家卖锅碗瓢盆的杂货店。后来在纺织厂做了纺织女工，就这样在上海落了脚。

我父亲名叫□仲蔚——"仲"是"老二"的意思，他在家里排行第二。他也是无锡人，家里有好几个姐姐，他是最小的孩子。他没怎么正经读过书，但是在上海读了立信会计学校，专门学会计。学出来之后，我父亲在证券交易所工作，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几个后来是地下党员。

我父母是怎么认识的？说来也是缘分。父亲有个姐姐住在无锡，就在竞志女中附近；妈妈姑妈开的那家杂货店，在江宁路上。父亲的姐姐经常从那家店门口路过，两家人就这样熟络起来，经父亲的姐姐介绍，把我父亲和母亲介绍到了一起。两个人就这样做了媒，在一起了。结婚以后，母亲就不再工作，开始做家庭主妇。

二、千里辗转，生在云南

父母结婚没多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也没能幸免。

父亲在交易所的工作没了，很多行业都一片萧条。父亲认识的一位朋友——后来听说是地下党，解放后当到了相当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级别的干部——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地点在云南澄江。澄江就在抚仙湖边上，离昆明不远，往南走一段路。两个刚结婚的年轻人，拎着不知道什么行李，就离开上海出发了。

那时候从上海去内地有两条路：一条是从陆地穿越江西、湖南、贵州到云南，钱锺书先生写的《围城》里走的就是那条路；另一条是海路，我们走的就是这条。

坐海轮从上海出发，经宁波、温州，到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从香港到了越南的海防市（当时是法国殖民地），从海防上岸，经河内，再走陆路进入云南——这条路是当时外界支持国民党的通道。 整个旅程走了好几个月。据说当时父母在香港买了一只皮箱，那只箱子一直跟了我到上大学，几十年没坏。

1940年，我在云南澄江出生了。母亲那年21岁。

父亲给我取名□继辰——"辰"既是澄江的谐音，又是我的属相。我从小就是在颠簸中长大的。

三、重庆岁月：防空洞与雨中的降落伞

在澄江没待多久，父亲的工作调到了重庆——那时南京已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全部迁到重庆，重庆成了战时陪都。父亲在银行总行工作，据说那是当时蒋介石办的几大银行之一。银行里很多同事是达官贵人的关系户，只管拿钱不管做事。父亲比较认真较劲，想把这些不对的事情调整过来。

我们家住在重庆城郊的新桥镇。那个地方四周都是山，东面高、西面也高，我们住在中间像山沟一样的低洼地带，朝南是山坡，前面是公路。往上爬就到歌乐山，蒋介石就在那山上。我不太清楚为什么父亲在市里工作，我们家却住在山里面。弟弟□继新就是在新桥镇出生的，所以取名"新"——新桥的新。

在重庆，我最深的印象是两件事：躲防空洞，还有上学。

日本人三天两头炸重庆。整个城里到处是防空洞，我们一有警报就往里跑。我的脑袋上现在还有个印子——有一次轰炸，妈妈抱着我跑，摔了一跤，我脑袋磕破了，就留了这么一个疤。 

大概五岁，妈妈就把我送去上学了。那时候也没什么规矩，反正在家也是玩，在学校也是玩。我们住的地方在坡上，学校在山上，我每天自己背着书包爬山去。有一次刮大风下大雨，我撑着伞往山上走，一阵风来，伞给吹了个底朝天，变成了"降落伞"，我就顺着山坡滑了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自己爬起来夹着书包回家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的小弟弟出生了。父亲给他取名继胜——"胜利"的胜。

四、回无锡，看上海解放

1946年，抗战结束了，我们一家从重庆沿长江返回。我第一次看见了三峡本来的面貌，两岸山壁陡峭，印象非常深。船在湖北沙市停靠，妈妈在那里买了很多小瓷器玩意儿。

回到无锡，我们住在沙巷一带，那里离新开河很近。新开河原来是一条河，后来填掉了。那时候无锡东西方向有一建河、二建河，三凤桥当时也是桥。我们住的地方楼上下几户邻居，都是一个大间一个小间。床板都是木头，家里最好的家具就是银行里装钱的白板箱。

我在无锡转了好几所小学。先是竞志女中的附属小学，在北禅寺巷旁边（大桥大楼背后，后来成了二女中，再后来并到了东林中学）。后来因为集体搬家，我们转去了圣音小学——那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就在教堂边上。在那里我做过礼拜，读过圣经，那是我们的一门正式课。圣诞节有唱诗班，还有巧克力豆吃。有一回，无锡的大主教来，要给我施洗礼，说要培养我入教，妈妈摇摇头。圣音小学有一个好处，教拼音。那时候学的是台湾现在还在用的那套注音符号，不是每个学校都有的。我就是从一年级开始学了拼音，很多后来跟我同班的同学，从来没有学过拼音。

1949 年前后，妈妈把我们三个孩子送到上海，住在我妈的姑妈家——就是当年那个在江宁路开杂货店的姑妈，地方在城隍庙附近。我在上海进了生活小学，就在玉佛寺旁边，也是一所教会学校。

我没有在无锡看到解放，我是在上海看到上海解放的。那是1949年5月，确切的日子记不太准了，大概十来号。

前一天晚上，我们看见十字路口的国民党士兵在垒碉堡；第二天早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我觉得不对劲——推开门一看，街上一个国民党的影子都没有了，地上到处画着箭头和标记。那是解放军留下的，没有手机没有电报，就靠地上的标记指挥部队的方向。然后上海解放了，安静极了，没人扰民。

不过后来，国民党的飞机来炸上海，炸发电厂，炸码头，那阵子我们又常常要躲防空洞。

大概到了1950年，父亲又把我们接回无锡了。

五、父亲去世，家散了

回到无锡，我们搬进了一处老宅——是无锡出了名的一个姓孙的状元的族宅，就在小河上（崇宁路）一带。状元家的大门就面着那条巷子。我们几家一起搬进去的，一家六口睡一间房，有两三张床，房间门口有个小天井。

就是这一年，父亲突然走了。那是1952年底到1953年初的事，我记得那时候斯大林也是那前后去世的。父亲这个人，做事认真，特别较真。他在银行里做会计，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厘都不能差。他到重庆银行总行接手工作，发现前面留下了一堆账目混乱的烂摊子——很多达官贵人的太太小姐在里头做事，只管拿钱不管干活，账都是错的。父亲就一点一点地去纠正，长期精神高度紧张，身体出了问题。按现在的说法，他得了类似羊癫疯的病，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后来受了什么刺激，就突然走了。

那年父亲走的时候，妈妈才34岁。她手里没有存款，没有房产，没有任何家当，带着四个孩子——我们三个男孩，还有一个刚刚几个月的妹妹——住在人家租来的房子里。

我们家就这样散了。一家五口人分了四个地方。我们把房子退了，在师姑河上另租了一间。最小的弟弟和妹妹送到了上海我妈的姑妈家；另一个弟弟去了我爸的一个姐姐家——那个姐姐就住在无锡，在竞志女中边上，家里孩子多，表兄表姐有五六七八个。后面兄弟姊妹几个几乎很少碰头。

母亲一个人，承蒙父亲的老同事们帮忙，在无锡机关托儿所找了份保育员的工作。她先住在槐树巷的单位里。后来托儿所搬了好几次家——先搬到银行的传达室后面住过，还在人民银行的金库上面住过：我们的脚底板就是金库的顶盖，旁边房间是有线电话交换机，对面是银行幼儿园的园长。再后来又搬到棉花巷，跟着托儿所一起搬。

我母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面工作，一面自学。她之前接近文盲，没怎么正式读过书，可能只在私塾认识几个字。但她知道，带一群干部家庭的孩子，自己没文化是不行的。她把整个中学的课程全部自学了一遍，买了书回来自己啃，就这样硬是把功课补了起来。她干活从不偷懒，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又勤奋学习，在单位一点一点站稳了脚跟。我妈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不认输。

我则开始在父亲的同事家"流浪"。

第一家是胡志华家。胡志华是我的老朋友，从1946年坐船回无锡后就认识了——我们两家其实是一条船回来的，只是当时不认识。到现在将近八十年了，是我认识时间最长的人。他爸胡爸爸是广西百色人（邓小平起家的地方），抗战前就是大学生；他妈妈是江西人，是高中生。胡志华本人出生在四川南川。他们家那时候也就一间房，夫妻俩加三个孩子，我住进去相当于一共六口人，我睡在西厢房。我叫他们胡爸爸、胡妈妈。

后来又搬去季妈妈家。季妈妈是宜兴人，比胡妈妈年轻，刚结婚没多久，和季伯伯生了三个女儿。他们家也在崇宁路上，一间房，但是有个阁楼，我就住在阁楼上。一直到两家老人先后过世，我们的来往都很密切。

后来托儿所搬家，我终于和妈妈住到了一起。高中的时候，我们跟托儿所一起搬到了棉花巷。

六、小学和初中

母亲一个人撑下来，我也总算继续上学了。在无锡，我换了好几所学校。从沙巷搬家到小河上之后，我们集体转学，转到了锡师附小。锡师附小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所小学，那里的校风一向是快乐教育为主——作业不多，下课就玩，还有很多手工课。我们做过滑翔机，用竹竿和棉纸糊起来，做成飞机模型，然后在操场上投射。我那时候就研究角度和力度，结果我的飞机飞得最远，在航模比赛里得了奖。从那时候起，我就想着将来要学飞机制造，保卫国家。

我一共读了五个小学，七年，中间有一年生病没去上。

小学毕业发生了一件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意思的事。我有个同学跑来跟我说："咱们去考句容农业专科学校吧！"——两个十二岁的小孩，问了一下爸妈，他们不反对，不怎么管，给了路费和饭钱。我们就真的买了轮船票，坐船去了江阴。那时候无锡到江阴没有汽车，只有轮船。到了江阴南闸附近，同学认识工地的人，在一个工地的大草棚里住了一晚，睡在竹板上，第二天两条腿走到嘉义市里去考试。结果谁也没考上，两个人就这么连玩带考试转了一圈回来了。

爸妈也没太当回事，给了路费，就让我们去了。那时候小孩子做事，大人不怎么管，去就去吧。

暑假里我还做过勤工俭学的事。那时候中秋月饼的五仁馅里要用瓜子仁，没有机器可以剥，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敲。无锡城中公园对面有一家点心店叫仁浩，我去那里借了瓜子回来，买了把小锤子，坐在家里一颗一颗地敲，敲完了再送回去换工钱。赚了几个钱，也不多，聊胜于无。

无锡县中我没考上。去了私立学校，离家近，录取了市锡中。后来家里搬家，转去了辅仁中学，初中高中都在辅仁读完了。中学六年，我靠助学金读书。中午饭吃食堂，吃不起肉，最多吃点素菜里的肉丝，有个鸡蛋就好的不得了。

辅仁中学不是教会学校，但创办的老师大多出身圣约翰大学，最早的校长是牧师，不过解放后就和教会没关系了。发明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王选，是1937年生的无锡人，后来无锡市就把他的纪念馆设在辅仁的旧校址上——要不是借了王选的名，辅仁的旧址大概早就被拆光了。辅仁旁边就是东林书院。

初中暑假参加了市里面的夏令营，接触射击打靶比赛觉得很有意思。和几个同学一起加入无锡市射击队，每天放学去无锡市里国防运动俱乐部训练，下课去训练、吃饭、做功课，住在射击队，男同学一间，女同学一间。我成为了无锡射击队队骨干，还有一女中二女中，三中的同学。当时射击队几个高三的同学都被保送了，有一个同学做了清华射击队队长，还有去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去了南航的后面去了空军。有另外一个保送的，和我志愿填的一样，但是分配到扬州大学学中文，成为国家射击队教练，培养了奥运冠军。

1955年初中毕业，班上一批同学响应号召去了新疆，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有的可能还不到十八岁，经过短期培训，就分到新疆各地的财务部门做主办会计，掌着财政大权。那是援助新疆的最早一批干部。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后来做到了新疆商业厅的总会计师，文化程度不过是个初中生。听说还有个同学在半路上就死了。

还有一批同学进了技工学校，后来成了中国声纳工业的第一批人员。那个工厂叫721厂，就在无锡青山湾附近。声纳是海军里的关键技术——水下通讯靠超声波，无线电信号穿不透水，所以水下的通信和探测，全靠声学原理。这批人又当工人又当干部。

剩下的人升学——我就是升学的那一批。还有的就不读书了。我当时其实准备初中毕业就去上海打工。因为父亲去世，我想着要是高中毕业就去上海当工人，条件也挺好，说不定之后也能当个厂长。但学校不同意。就继续读了高中。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本来没准备高考。学校推荐我上大学，算是保送。有一天学校领导把我找去，让我填志愿——三所学校，每所学校三个专业，一共九个志愿。我回去跟妈妈说了一声，妈妈说：你自己决定吧。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挑中我保送。胡志华功课比我更好，也在保送名单里，他在学校里有头有脸，不知道为什么没录取。

我就填了：第一志愿西北工业大学（西工大），第二志愿南京航空学院，第三志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为什么填西工大？因为小时候那个造滑翔机、想学飞机制造的念头，一直没有忘。小学的时候抗美援朝，国家开始建硕放机场，我们坐船去参观，看到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战场处于劣势。还有小血手工课做滑翔机模型，投射对起飞很重要——舰艇上没有很长的跑道，需要用弹射的方法。那次航模比赛得了好成绩，我就想学飞机制造，保卫国家。现在回想，兴趣真的很重要。

不久以后，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是一个代码，不知道是什么专业。其他同学还在准备高考，我已经拿到通知书了。

妈妈问："怎么办？"我说："那就去上学吧。"

1958年，我离开无锡，一个人去西安报到。因为拿的助学金，比其他同学要早去一些。我的两个舅舅一人给了一件棉袄，棉袄穿了五年大学，毕业后还穿了几年。父亲在中央的朋友寄了一点钱。我背了一床被子褥子，妈妈用白布做了几件汗衫，把袜子都加了袜底——坏了可以换袜底。裤子的膝盖上都有补丁。

我到北京天安门的时候，特意跟摄影师说不要拍下半身，别把带补丁的裤子拍进去——结果摄影师还是都拍了。春夏秋冬的衣服背了一大包。走的时候高考还没进行，有两个同学来送。

妈妈给我煮了一大陶瓷杯的米饭，带了几根萝卜干，这就是路上两三天的口粮。

到西安，先坐了二三十个小时的火车。

第一次到北方，灰天灰地，一片荒凉。

从火车站有车送到学校。到了学校，才知道自己被分在了"航海"学院，学"水中兵器"——鱼雷、水雷、反扫雷、反水雷，这是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原来如此。我也没什么想法，服从分配。

进了学校，老师第一句话就是："跨入西工大的大门，你们就要准备把脑袋放到裤裆里。" 意思是，时刻准备着献出生命，不是来玩的。

七、大学五年：蹲地上吃饭，挖护城河

西工大那时候刚建，食堂里有桌子，没有凳子。我们蹲在地上吃饭，一只碗装饭，一只碗装菜，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蹲了足有四五年。两个碗是自己的，陶瓷的，也是在那里用了五年。食堂有一个大罐子，里面是醋——北方的水硬，北方的同学吃完饭就喝一碗醋。

宿舍是架子床，上下铺，一间住七八个人。

一进大学，正好玉米熟了，学校统一组织我们去附近农民家里帮忙收秋粮。睡在玉米秆铺的地上，吃的是新鲜玉米碴子熬的糊糊。很多人没办法适应北方的五谷杂粮，过得很痛苦。我从来没吃过棒子面，那是个严峻的考验——熬过去了，后来在北方什么都吃得惯了。

我们还挖了西安的护城河。几百年没人整治，淤积得厉害，学校叫我们去挖。工具是什么？铁锹，还有自己的脸盆。脸盆那是大有用处，挖两铲，舀一盆，这样挖了大半年，那个脸盆挖完护城河都快不行了，但后来还陪了我五年。

还没开始上正式课，西安开大学生运动会，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看，带着几个馒头。我们想去下馆子，一起点了一碗汤，和馒头一起吃。那时候没有矿泉水，饭店也不卖水。

赶上大炼钢铁，1958年学校统一组织干活，我们也没落下，把乱七八糟的废铁往炉子里扔，融化出来变成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任务完成了就算。

班里有一块自留地，我们种番茄，把地翻得很深，肥料上得很足，丰收的时候天天吃自己种的有机番茄，那个味道，到现在也没再吃到过。

我参加了射击队的事，大学也没放下。 一进学校就报名参加了西工大射击队——刚好碰到陕西省射击队在集训。大学一年级我就当了队长，把西工大射击从西安高校末尾一直带到了冠军，后来还成了陕西省高等学校射击队的队员。我基本上每天早起，拿个馒头喝碗豆浆，就去射击场训练（当时的西安机场），下午有课才回来上课。

大学的学习很有意思。大学的课程是一门上完再上一门。当时教数学和物理的都是全国统编教材的教授。

有一年赶上教改的风，我们班几个同学跑上去自己给大家讲课，把老师气跑了，气得再也不来上课，直接去学校领导那里汇报。后来事情还是摆平了。但说实话，自己探索，再让老师点拨，确实更好。

还有一次物理考试，老师走进来，带了一堆白纸，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光学"，然后说：今天开卷考，可以查书，不许交头接耳，没有时间限制，你们答完了自己交卷。说完老师就走了。有同学追出去问：这题怎么答？老师回头说了一句：你觉得怎么答就怎么答。 我一会儿就答完了——把厚书读成薄书，把光学该说的说清楚就完了。有同学从早上写到下午，把教科书几乎全抄了一遍，结果不及格。老师说：你把书全抄一遍，那还要我干什么？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困难时期，西工大有军队物资供应系统，所以吃的比西安交大要好一点，交大同学很不服气，说你们有鱼吃，我们没有。

我妈一个人带着那么多孩子不好过，所以我从来没有跟妈妈说过一声苦。整个大学五年，我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春节不回家——回家需要路费，我就留在学校勤工俭学，头一年春节在食堂帮工。能走路去的地方就去，要路费就不去。偶尔想看歌舞剧文艺演出，下课就带个馒头赶紧坐公交车去。我回过一次家，因为后来在南京实习，离得近才回来过。

困难时期结束，西安发过所有居民一张票，可以吃一碗羊肉泡馍——那是最高奖励了。

大学一共买过一本高等数学教科书，其他都是借的。专业书是保密的，不能带走。每天早上去保密室拿书，笔记也属于保密范围。整个西工大有部队站岗——进大学、进教学区、进教室都有站岗，毕业之前才撤掉。毕业以后所有东西转到工厂，笔记要经过我同意才能销毁。所以大学毕业后，书包里就一本书。上班以后，才买了很多很多书。

你奶奶是1958年学航空发动机的，后来航天学院组建，她去了航天学院。我们是在社团活动认识的。

1962年，我们去大连旅顺军港实习。旅顺是海军重要军港，有一本书叫《旅顺口》，日俄战争就发生在那。我们上了所有的主要舰艇——水面舰艇、潜水艇。学了水中兵器的内容：鱼雷、水雷、扫雷、反扫雷、反水雷。了解了这些装备安装在哪里。还去了海军的轰炸机机场，有沿海航空兵，轰炸机上带鱼雷水雷。空军飞行员飞不了海面，会分不清水和天。

在南京实习时，我们去了工厂——生产"熊猫"的南京无线电厂（世界全波段可以收音），还有南京有线电厂，主要学习生产工艺过程。

八、毕业、太原、艰苦的日子

1963年，大学毕业，国家统一分配，我被分到太原的一个工厂——也是苏联援建项目，生产水中兵器相关设备。毕业那年，华北发大水，北京到郑州的铁路中断了，衡水附近（现在雄安新区那一带）被淹没了。我从无锡坐火车到北京，再转到太原，绕了一大圈，坐了很久的车。工作以后，一个月工资几十块钱，要给双方父母寄钱。

在太原，头几年的生活，用"艰苦"两个字还不够说。

刚去的时候，单位没有分到房子，我们租住在老乡家的土坯房里。搭的是土炕，下面可以烧火，但从来没烧过。窗户是木条沙拉框，糊的是纸，没有玻璃；门是几块木板拼的，透气又透亮。一进门就是炕。晚上老鼠到处乱跑。没有地方挖菜窖。 

后来换了一处房子，一进门正对着一口新棺材——是房东老人准备着留用的，就放在那里，我们也拿它没办法。往左走，才是我们住的炕。

我在北方从1963年一直待到1985年。北方的生活，有很多南方人想不到的事。

北方的鸡在树上过夜。有一天晚上鸡受了惊吓往下飞，把我们的窗户纸撞破了，寒冬腊月，就这么冻了一晚上。

冬天取暖要用煤饼，买不起整块整块的煤。单位卖煤会卖一些，但不够。我们去洗煤厂拉煤泥——洗过的煤废料，是石灰和煤的混合物。煤泥不要钱，但要有力气拉回来。我推过半吨重的板车走山路，带干馒头、干饼子，铝制军用水壶带点冷开水。下坡最危险，控制不住就连人带车一起毁了。

煤泥拉回来，还要去挖黄泥黏土，和煤、水一起搅拌均匀，放到方框框里晒干，叠起来防潮。这是秋天必须要做完的事，要不然整个冬天就得挨冻。 后来手工打蜂窝煤，省了不少事。

每年秋天还要挖菜窖，在门口挖一个一人深的洞，把白菜、萝卜、土豆、苹果储起来过冬。秋天还要做西红柿酱——把西红柿一块一块塞进高温消毒的瓶子里，密封好，放着冬天吃。

入冬以前，所有准备工作必须做完。如果出差要几个月，也要提前把工作做完。买菜有时候骑自行车跑几十公里，两边挂着篮子，一次驮一百多斤回来。

冬天上厕所，拉的屎冻住会变成冰柱。冬天也有好玩的事——木板下面钉两根铁丝，找个操场，自然而然就是个溜冰场。

每个月的粮食是定量的，品种也是定的，米面小米什么的，装了大口袋小口袋一大堆，每个月统一去买一次，扛回家，算好全家的口粮。我们是南方人，所以大米比别人家多那么一点点，算是特殊待遇。

太原的猪肝猪心猪肠猪肚不要肉票，当地人不吃，不值钱。家里经常吃炒猪肝。后来去看病，胆固醇很高。

去晋东南（长治）出差，那里有从北京搬过去的工厂。下车都要走几十里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我们发现当地猪下水直接扔掉，母鸡留下，公鸡赶上山上自生自灭。北京人走之前抓公鸡背回去。后来老百姓发现之后，猪下水和公鸡都便宜卖了。去政府的招待所，枕巾是黑的，被子也找不到白的地方。吃饭的碗比汤盆大，叫"盒子饭"，有面条有小米粥有菜，浇一勺子醋。

后来我和你奶奶结了婚，分到了一个窑洞。是新盖好还没分配的窑洞，同事说不管分不分，咱们先去住，占山为王。后来就默认了。我们自己做了门窗和烟囱。北方炉子的内胆都是自己做的，同事之间互相帮助。第一个冬天，窑洞还没干，生了炉子，墙上因为潮气往下滴水，我们两个人每天晚上要去把地上的水擦干。

后来房子扩建，先往外接了一截，再往外接了一截。有地方拆了砖，我们就捡回来，把外面的泥去掉，用来砌砖。房顶是三合土——熟石灰、煤渣、泥，铺到房顶上，敲结实，滚光，不能有缝隙，结冰会漏水。同事之间互相帮忙，一起盖成。在房子外面挖了个菜窖。

有了两个孩子——你的爸爸和姑姑——要做饭，房子不够用，所以才这样一点点扩出来的。

到有了你姑姑，我在单位里也评上了工程师，全厂没几个，领导说要给分房。最后分了一套一大间一小间的楼房，带厨房，带阳台——阳台成了我们的储藏室，也是画图做功课的地方。

你姑姑的户口迁到了市里，我们托了人，让她到市里上学。她每天早上带着饭盒，坐公交，走几十里路，去市里东缉虎营小学上学。你爸爸就在工厂的子弟中小学读书。

工厂里还有各种任务——市里有种树任务，需要到山上去种树；枯水季去汾河种地；去晋祠附近的山里挖洞——那是备战的时候，想把工厂搬进山洞里，我们要把挖出来的大石头搬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