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前文已经论证，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是兄弟分支，琅琊为长、太原为次。既然如此，为什么后世会流传“天下王氏出太原”而不是“出琅琊”呢？为什么太原王氏会取代琅琊王氏，成为天下王氏共同认同的郡望？这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5.1《百家姓》的时间证据：宋代以前无此说
一个关键证据是：宋代以前的正史与谱牒中并无“天下王氏出太原”的明确说法。这一说法在唐代文献中几乎不见踪影。
进行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在《全唐文》《全唐诗》《唐代墓志汇编》等大型唐代文献数据库中，虽然大量出现了“太原王氏”或“王姓太原人”的记载，但从未出现“天下王氏出太原”这样一句概括性的谚语。唐代人提到王氏郡望时，通常是说某某“太原祁人”或“琅琊临沂人”，两望并存、各表各的，没有用一方覆盖另一方的意思。
例如，《旧唐书》中记载人物籍贯，王珪是“太原祁人”，王方庆是“琅琊临沂人”，泾渭分明。这说明在唐代官方的认知中，琅琊和太原是两个并行的郡望，没有谁涵盖谁的问题。如果“天下王氏出太原”真的是唐代的主流说法，那么《旧唐书》中那些明确记载为“琅琊”的王氏人物，就应该被重新归类为“太原”，但事实并非如此。
宋代以前，王氏郡望众多。据《广韵》记载，王氏有二十一望：琅琊、太原、北海、陈留、东海、高平、京兆、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金城、广汉、长沙、堂邑、河南。《元和姓纂》也有类似的记载。在这些郡望中，琅琊和太原只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个，其他郡望的王氏各有各的源流，不一定与太原有关。如果“天下王氏出太原”成立，那么这二十一望中的大部分都应该是太原王氏的分支，但史书并无这样的记载。
因此，“天下王氏出太原”在宋代以前并不存在，这是一个经过充分论证的学术判断。正是因为没有这个说法，我们才能断定它是后来建构的产物。
5.2唐代的政治建构
“天下王氏出太原”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得到普遍接受，主要原因是唐代官方的政治操盘。唐代政治操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确立高门标杆。唐太宗贞观年间，命高士廉等人编纂《氏族志》，重新评定天下士族门第。在这次评定中，原本被列为第一等的山东士族（如崔、卢、李、郑）被降级，而关陇贵族和太原王氏等与李唐皇室关系密切的家族被抬升。太原王氏的宰相王珪成为这次士族评定的受益者之一。《氏族志》的编纂原则是“崇重今朝冠冕”，即按照现任官职高低来决定门第等级。王珪作为宰相，自然将太原王氏的门第大大提升。这种官方的背书，使得太原王氏的社会声望急剧上升。
第二，借重龙兴之地。太原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李渊从太原起兵，夺取天下，因此太原在唐代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将王氏始祖追溯至太原，可以拉近皇族与世家大族的关系。李渊、李世民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但这一说法缺乏可靠的谱系支撑，在士族社会中难以获得普遍认可。与此相比，“王氏出太原”的说法有完整的谱系记载，更容易被接受。更重要的是，通过强调太原作为王氏得姓之地，实际上也在强化太原作为李唐“龙兴之地”的神圣性——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姓氏（李姓和王姓）都与太原有关，太原就成了天下“圣地”。
第三，帝王的神圣化背书。武则天时期对太子晋的封禅和立庙，是将“太原出王氏”这一观念神圣化的关键一步。武则天本人对王氏身份有强烈的认同——她的母亲杨氏出身于弘农杨氏，但武则天的家族通过联姻与太原王氏建立了联系。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曾多次表示自己是太原王氏的后裔（这一说法并不被史家采信）。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封禅嵩山，封太子晋为“升仙太子”，并立庙祭祀，亲自撰写《升仙太子碑》。这一举动，使得王氏祖先王子乔从一个先秦时期的历史人物，变成了受到国家祭祀的神明。皇帝（而且是女皇帝）亲自立庙祭祀，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太原出王氏”不仅是一个谱系学论断，更有了神圣的光环。
我们可以推测，武则天这样做有多重动机：一是为自己称帝寻找神圣依据——如果王子乔能够升仙，那么武则天作为他的“后裔”，自然也有神圣性的加持；二是拉拢太原王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在政治上需要依靠关陇和山东士族的支持；三是通过立庙祭祀来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在儒释道三家并立的唐代，通过道教封禅来获得神圣合法性。
唐代的政治操盘，加上科举制度下“冒籍”“寄籍”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越来越多的王氏后裔选择依附太原郡望。在唐代的墓志中，自称“太原王氏”的比例远高于“琅琊王氏”，这与两望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是不相称的，恰恰说明了“太原认同”的人为建构性质。
5.3“冒籍”现象与太原郡望的泛化
唐代实行科举制度后，“冒籍”（假冒籍贯）现象十分普遍。因为科举录取名额按地区分配，有些地区的录取率较高，考生就纷纷“寄籍”到这些地区。与此同时，郡望的社会价值仍然很高——拥有一个高门郡望，可以在社交、婚姻、仕途中获得诸多便利。因此，许多并非太原王氏后裔的王姓族人，也开始自称“太原王”。
这种现象在唐代墓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学者统计唐代王氏墓志发现，自称“太原王氏”的墓志数量远远超过自称“琅琊王氏”的数量，但两汉魏晋时期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琅琊王氏的显赫程度和人口规模，至少在魏晋时期是超过太原王氏的。这种反差，只能解释为唐代出现了大规模的“改望”或“冒望”现象。
“冒望”的社会学机制是：当一个郡望的社会声望足够高时，人们就会主动依附它，即使血缘上并不相关。这种依附可以是真实的“改望”（即更改家族记载），也可以是虚假的“冒望”（即伪造家谱）。唐代武则天以后，太原王氏的声望超越了琅琊王氏，成为天下王氏共同向往的郡望，于是出现了大规模“冒太原王”的现象。随着这种“冒望”的普遍化，“天下王氏出太原”也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事实，而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常识”。
5.4宋代《百家姓》的定型
进入宋代，“天下王氏出太原”最终完成了从“官方建构”到“民间常识”的转变。《百家姓》作为宋代启蒙读物，流传极广，几乎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百家姓》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开篇，虽然正文中并未注明各姓的郡望，但历代注释和口传都会将“王”与“太原”联系在一起。宋人编纂的《百家姓》注本，如《增广百家姓》《百家姓考略》等，都明确指出“王，太原郡”。
《百家姓》的影响之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是中国历史上传播最广的蒙学读物之一，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历代儿童入学，首先要背诵的就是《百家姓》。通过这种数百年不间断的教育灌输，“王——太原”的关联被深深刻入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与此同时，宋代理学兴起，宗族制度得到强化。修谱、联宗、建祠成为民间普遍的社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统一的郡望作为凝聚族人的符号。太原这个最早的得姓之地，天然地具备了这种号召力。各地王氏纷纷修谱，大多将自己的世系上溯到太原，以证明自己“根正苗红”。这种修谱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王氏宗谱的大量编纂，本身就带有“层累”的特点。很多宗谱为了抬高门第，会伪造早期的世系，将本不相干的地方望族“嫁接”到太原王氏的谱系上。这种“伪谱”的大量存在，反过来又为“天下王氏出太原”提供了“文献依据”，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5.5明清以来的传播与固化
明清时期，“天下王氏出太原”已经成为了不可动摇的“祖训”。这一时期，王氏宗祠遍及全国，而几乎所有的王氏宗祠都会悬挂“太原堂”的匾额。太原晋祠的子乔祠，正是在明嘉靖五年（1526年）由地方官员和王氏后裔共同修建的，成为了全国王氏公认的“祖祠”。
清代及民国时期，随着宗族社会的进一步成熟，修谱活动更加普遍。几乎所有的王氏宗谱，都会在序言中引用“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谚语，并将其作为家族的“源头”。即使有些支系明明有其他源流（如赐姓、改姓的王氏），也会想方设法与太原攀上关系。
这种文化认同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超越了纯粹的血缘事实，成为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对于绝大多数王氏后裔来说，“天下王氏出太原”不是需要论证的历史命题，而是需要信仰的家族信条。即使有人指出了其中的历史疑点，也很难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认同——因为这种认同已经不仅仅关乎历史，更关乎情感和身份。
“您第一次听说‘天下王氏出太原’是什么时候？是从族谱、长辈还是《百家姓》里学到的？”
“武则天封‘升仙太子’，您知道这位‘太子’是谁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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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结集出版《子文子集》源于一次偶然。确切地讲，应该是形势的必然。在这个以财富衡量一切、全民追逐名利的年代，弘扬传统文化、歌颂祖先功德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敬祖归宗是我们的个体责任，那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一代人的集体担当！
我读的书不多，但我明白主宰万物的除了自然，就是“神”。神源于有缘人的修炼与超度。我崇拜我的祖宗，因为祖宗是我心中的神；中华五千年的传统就是留给我们打开世界万物的钥匙。可是，直到不惑之年我才懂得用图文、诗词等形式记录下关于祖宗、关于家族的情和事。我在《铜锣新声》会刊、《王家人》杂志、《荆楚新安琅琊王氏宗谱》担任编审和主修期间，思考比较多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自身修炼德行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传统文化就是根的文化，不断生长的根系就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自身修炼德行的动力来自于信仰，那就是有因必有果。
我在工作之余应邀参加了多地有关传统文化的交流、恳亲联谊的民间集会，有感于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多，而我们继承的却很少，因此，天命之年的我没有理由不把寻根问祖、恳亲联谊路上的情与景、人与物记录下来与广大爱好传统文化、热衷宗族事务的读者分享。
《子文子集》的结集出版，由于时间紧，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错误难免，不妥之处，还望各位宗长、读者斧正！
编者
二〇一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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