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作为一个语词，一经诞生，便以地名的身份，落脚于吕梁、太行并峙，汾水中穿其间的汾河中游谷地北缘。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其独特的地貌特征，出现过一些以治汾而传名的历史人物，发生过一些为生存和发展而争锋于此的历史事件，所以不少古籍乃至于经典，对太原之名多有载述，屡见不鲜。

大名鼎鼎的“五经”，就有三经记载了太原。《尚书·禹贡》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诗经·六月》曰：“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春秋·昭公元年》曰：“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个中大原就是太原。大卤则是太原在春秋时期的一个别称。至于太原、大原、大卤之间的传承嬗变关系，我们将在下文简述。

著名的“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对太原有着专载。其中《左传》载有两则，都在“昭公元年”，一曰“晋中行穆子败无终极，群狄于大原”。一曰“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 《公羊传》《谷梁传》各记一则，内容几近雷同。《公羊传·昭公元年》曰：“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谷梁传·昭公元年》曰：“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传》曰 : ‘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细读便会发现，“春秋三传”所载之大原，同为一时，同为一事，都是对《春秋》所载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的一个诠释和补充，原因是孔子著《春秋》叙事极简，文寓褒贬，后人读之较难。于是有“三传”行世，释其难，译其简，补其阙， 专为其传。

先秦古籍中还有《国语》《竹书纪年》，也多处载有太原史事。《国语·周语上》曰：“宣王既表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明末清初汉学泰斗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三·太原》中，三引《竹书》所载之太原。其一，“穆王之征犬戎，六师西指，无不率服，于是迁戎于太原”。其二，“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戎”。其三，“宣王之世，虽号中兴，三十三年（前795）王师伐太原戎，不克”。其实，先秦繁富的“经史子集”中，有关太原及史事的的记载，又何止于上述？囿于篇幅，不再冗赘。

对上述古籍中所载之太原条分缕析，记事最古之条款，当属《左传·昭公元年》，即“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时在“五帝时代”之第二帝“颛顼时期”。其次是《尚书·禹贡》所载之 “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时在“五帝时代”“第五帝”虞舜时期。其余则在夏商之后，不赘。

台骀是颛顼为帝时治汾水患的古贤。以“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的伟绩丰功，受到了颛顼帝的嘉奖，并被“封诸汾川”，被后人颂之为“华夏治水第一人”。我们的太原，就是因为与台骀宣汾障泽，同时载之于青史遐迩闻名，显示了它历史之悠久，文化之丰厚。是台骀宣汾障泽，治理水患，开发了这块地处汾河，奔出吕梁山之口（即今兰村窦大夫祠前的二龙山山口）的汾川之地，肇始了反映这块古老土地地貌特色的地名“大原”。

从这个意义上讲，若无台骀，何来之太原？乃其至理。或曰，在台骀肇始大原之前，这块神奇的土地，有无更早地名或标识？史载说得非常清楚，早在台骀治汾，大原之名未产生时，这里依地形地貌称之“汾川”。一句“帝用嘉之，封诸汾川”便是明证。

为了加深理解台骀与这段史料原意的全貌，也为此后专述作个铺垫，不揣铺陈，将《左传·昭公元年》所载，段录于下：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元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

尧部族西徙太原

大约在距今四千五百多年的古代，唐尧的部族活动于今河北省唐县至望都一带的滹沱河流域，对此，《后汉书·郡国志》唐县条引注：“《帝王世纪》曰，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及《太平寰宇记》等著名的古代地理志书，都持此说。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中也说：“陶唐氏旧城应该是今河北唐县、望都一代。”周长富先生则通过龙山文化的特点，在其《浅谈唐尧氏》中指出：“从年代和分布范围来讲，河北龙山文化相当于唐尧氏古族。”

那么，唐尧为什么要率领自己的部族离开故地，西徙太原呢？何光岳先生在其名著《炎黄源流史》中认为，由于东夷族势力日渐强大，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唐尧，为避免东夷部族的侵扰，遂率部西徙，“从唐县、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再进入平阳。”（《试谈唐尧氏》）邹衡先生也认为如是，他在《夏高周考古学论文集·论先周文化》一文中指出：

“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其出土的大批陶器，均似龙山文化的涧沟型者。”上述论述和地下出土文物的相互佐证，揭示了太原许坦型文化、光社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也证实了唐尧部族由河北唐县、望都一带西徙太原，定居太原可能性的真实存在。需要进一步说明，或者说需要纠正的是，唐尧率其部族西徙太原的路线，似不应为“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而且，何光岳先生说的唐尧所以西徙太原是“被东夷族帝舜所取代之后”的理据也颇值商榷。

其一，滹沱河由山西盂县出境入河北晋县、定县，南距井陉百里之遥，且井陉不属滹沱河流域，唐尧部族只能沿唐河南下，沿滹沱河西入山西盂县。再沿滹沱河主要支流乌河、温川河及汾河支流杨兴河，顺流南下，进入太原。

其二，唐尧与虞舜的“禅让”，或虞舜对唐尧的“逼宫”，应为唐尧由太原迁平阳之后的事，而不是在此之前。史载：“尧治平阳，舜治蒲坂”，所谓“被东夷族帝舜所取代之后”，才西徒太原之说，既与地理实际区域相去甚远，也与事实发展时序脉理不顺，似不通。

依据史料所载，历史上海河流域水患猖獗，自明王朝创建的“1368年至1948年五百八十年间，共发生大水灾387次”，可谓“三年两头灾”。尤其是上游在山西，下游在河北的桑干河水系、滹沱河水系，“水流急湍，上宽下窄，上游水流携带大量泥沙，进入平原后流速骤减，泥沙淤积，河床填塞，尾闾不畅，极易成灾”。（《河北风物志》）唐尧部族所居的唐县、望都一带，恰处太行山西坡与华北平原衔接地带，北有洋河（桑干河下游）、南有滹沱河、西有唐河，河网密布，正是水患多发地城。唐尧所以西徙，究其道理，为避水患当为主要原因。因为大多古籍在谈到唐尧时都有关于水患的记载。

《尚书·尧曲》说：“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寰宇通志》说：“尧时上游之水无所拽，直而四出”，《晋乘搜略》说：“尧时黄水为患，震及帝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或许正是因为常常受到唐河、滹沱河水患漫害，所以唐尧才携带部族离开久居的故地，由太行山东部的平缓地带，沿着滹沱河溯流西进向高处迁徙，穿越了太行峡谷，进入了今山西省境，在今盂县又尚滹沱河支流乌河、温川河，汾河支流杨兴河（这几条河古代水量远比今日大），继续向西南跋涉，终于来到了汾河中游的河谷地带，今太原盆地。

丰厚的黄土，缓淌的汾河，苍翠的东、西两山，平展开阔的河谷平原，潺潺涓涓的晋水，以及淳厚朴实的太原先民，留住了长途迁徙、历尽艰辛的唐尧部族，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当时的太原是台骀“宣汾障泽，肇始太原”之后的时代，由于史书缺乏记载，详情不得而知。而此时的唐尧部族据《韩非子·五蠹》，《淮南子·精神训》所载，巳经掌握了建筑大型房厦的技术，所建之厦“茅茨不翦，采椽不斫”；“朴桷不斫，素题不（木开）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厦顶的茅草铺放不修剪，屋檐的椽子不砍削，端额的梁柱不彩绘，而且，精于制陶的陶唐氏部族，又把这些技术带到太原传授于土著。于是，在汾河中游平原的大地上唐尧部族和太原先民很快水乳交融为一体，共建家园，共创了太原的龙山文化。

责编 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