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2山西行D4太原府文庙/山西考古博物馆(山西出土马文物)
马最早出现在距今5800万年前的北美大陆，历经千万年演化后扩散至欧亚大陆。在中国，最早发现的马类遗存距今约220-256万年，其中山西地区亦有发现。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中，山西素有"表里山河"的美誉，北有野马驰骋的天然牧场，南有家马耕作的沃野良田。从远古先民狩猎野马，到驯化马匹用于交通征战；从青铜时代的车马礼制，到丝绸之路上的驼马商队；从边塞战场的金戈铁马，到文人墨客笔下的丹青骏影。在山西这片土地上，马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和军事装备，更是与人类相伴相生的重要伙伴。此次展览展出的珍贵马文物，不仅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更是记录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交流互鉴，它们诉说着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贡献，也展现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马历经千万年演化，身型由最初狐狸般大小，逐渐变为高长的流线型身材。在山西阳高许家窑、朔州峙峪等遗址中，发现了数万年前密集的野马遗骸，实证其为旧石器时代人类重要的狩猎对象。约在4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出现驯化的家马，自此马成为人们重要的伙伴，并在三晋大地发挥其特有的文化作用。马的祖先名为始祖马，其体型与狐狸相似，以灌木为食。随着缓慢进化，马经历了始马、中马、原马、上新马和真马等5个主要阶段，体型进化得更为庞大，前脚由四趾变为单趾，后脚由三趾变为单趾，更利于奔跑。野马是原始人类的重要狩猎对象。在距今5至10万年前的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发现了大的野马遗骨。其中，许家窑遗址考古发掘出大量古代动物骨骼，根据马牙的统计，约有360多匹马被古人食用。此外，山西朔州峙峪遗址也发现了120余具野马残骸，由此证明，当时的野马是人类的主要猎捕对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马在古代祭祀与战争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商周时期，马匹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伙伴，马既擅长奔跑和负重，又有耐力，相较于作为食物，此时的马多用于战争和驮物，是珍贵的资源。山西地区出土大量两周时期车马坑，多为王室贵族墓葬的附葬坑，其中车辆大多为战车，这反映出当时山西军事实力之强。此时车马的数量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浮山桥北商周墓地是山西发现较早的一座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地，其中在M1墓道里发现了商代随葬的车马遗存，十分珍贵。这种在商代晚期出现在墓道中的随葬车马形式，在西周时期晋文化的墓葬中比较常见。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所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陈放车辆最多的车马坑，共有48辆车被整车放入，马匹至少105匹。其中车辆的铜构件及装饰物均未拆卸，整体保存较好。该车马坑的发掘对于研究西周时期马车的种类、形制、结构与埋葬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太原春秋赵卿墓车马坑是目前中国春秋时期规模最大的车马坑之一，由车坑和马坑两部分垂直交汇组成，面积约110平方米，共出土16辆战车和46匹战马，是研究东周车辆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车右人员持戈或矛负责近战搏杀
车左人员特弓箭负责远程攻击两周时期战车的制作技术比商时期有了很大提高，车辆的关键部位通常使用铜质零件，如铜车辖、车軎、车毂等，极大地提升了车辆的牢固程度，让车辆在战争中能够冲锋陷阵。从纹饰来看，商时期的战车多以兽面纹、夔龙纹做装饰，至西周时期，蟠螭纹、龙凤纹、回纹等纹饰亦被应用于战车装饰。
周礼传六艺，驭乃其一。自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的主张后，马的功能逐步从车战的附属转向独立的骑兵作战。骑兵的灵活与机动，往往影响整个战局，在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人们为了驯服马匹发明了众多可以约束马匹的工具，例如马衔、马镳、马鞍具、络头等，这极大捉升了人们的驯马技术。战国以马驱动的战车此时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及其配置的作战人员称为"一乘"，因此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来形容一个国家军事实力之强。战车作战人员使用的武器多为矛、戈，将矛和戈联装的武器叫做戟，戟在车战中具有极强的杀伤力，既能直刺又能横击，适应战车冲锋时的多种作战需求。这些武器极大提升作战人员的战斗力，是强大的战争工具。
经过汉代养马规模的扩大，西域马匹的引进使马的质量得以改善，同时民族交流也日益频繁。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我国民族大融合时期，马匹既是边防战备物资，也是连接丝绸之路的重要媒介。山西作为中原与西域交流的中心，成为当时物资转换、交易的重要阵地。唐代，随着马匹数量的激增，骑马已成为人们的日常，同时也催生出在丧葬礼仪制度中随葬陶俑彰显社会身份的制度。马匹的流通加速了技术、文化、艺术的跨区域传播，其形象被赋予了见证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印记。车马出行图
车马出行图作为汉代墓室画像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等重要内容。山西地区的墓葬壁画中，车马出行的题材相对单一，早期多为一车一马出行的场面，配合反映升仙思想的祥禽瑞兽。到了东汉中晚期，多为宏大的出行场景，并配置奢华生活的庖厨宴饮、乐舞等画面，以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飞升图 吕梁离石马茂庄3号墓出土
车马出行图 吕梁离石马茂庄3号墓出土唐代马具、马饰的发展达到了高峰。随着马具的完善，马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代步工具，为不善骑行的贵族子弟和妇女骑乘使用。在汉代，由于当时马具并不完善，人们骑马的姿势被认为是不雅的踞坐，是失礼的表现。改变这一情况的重要马具，就是马鞍和马镫。马鞍出现于西汉末年，马镫则较晚，大致在两晋时期，并由单马镫发展为双马镫。在南北朝后期，缺胯衫与长靿靴的广泛流行，也为骑马准备了适宜的服装，使骑手解放双手，使用兵器、提升战力。《新唐书·礼仪志》、《大唐六典》中记载了丧葬礼仪制度，唐代墓葬中都会随葬一定数量的陶俑，官员等级越高，随葬的陶俑数就越多，这些陶俑包括仪仪队、鼓乐队、侍从奴仆以及商旅等。唐墓中多出土三彩陶马俑和彩绘陶马俑，马匹四肢修长，颈粗头小，十分俊逸，即反映出唐代引进突厥骏马对马匹品种的改良，也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人们对马的喜爱也反映在多种艺术形式里，如绘画和诗歌等。五代与宋朝时，因战争原因，中原和西方的联系被切断，使得西方骏马种系慢慢消亡。因此在明清时期的艺术品中，很难再见到唐代那种高大俊朗的马匹形象，对马的形象只追求形似，不再注重细节。马作为六畜之首，从古至今深受人们喜爱，它帮助人类农耕、驮物、日常出行，更在军事战争中协助人类征战沙场，取得胜利。它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媒介，它促进了人类的迁徙、民族的融合以及文化的交流传播，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马与人类之间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在现代社会中以更加多元的角色与人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续写这份相伴千年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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