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挖出六座西晋墓!金珰、木印章、铜叉形器,墓主人可能是刘琨的“战友”.
在山西太原，考古队陆续挖出了六座西晋墓。它们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地点，有的是多室砖墓，有的是单室土洞墓，有的墓壁上还画着黑白彩绘的几何纹——这在太原地区是首次发现。
更令人惊叹的是，其中一座墓里，出土了金珰、木印章、铜叉形器等珍贵文物。木印章上刻着“闵博印信”——这是墓主人的私人印信。他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会葬在太原？
这批墓葬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西晋时期的丧葬制度、人群迁徙、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六座西晋墓，看看1700年前的太原人怎么埋葬死者，以及那些彩绘壁画背后，藏着怎样的历史密码。
01 西晋：一个短暂而动荡的王朝
西晋（265—316年）是三国之后统一中国的短命王朝，定都洛阳。它只存在了51年，就因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而灭亡，开启了五胡十六国的乱世。
太原（古称晋阳）是西晋北方重镇，刘琨曾在这里坚守十余年，抗击匈奴。但长期以来，太原地区发现的西晋墓很少，我们对西晋时期太原的丧葬习俗知之甚少。
2020年至2023年，考古队在太原三个地点发现了六座西晋墓（图一），为我们填补了这一空白。
02 沙沟M1：带彩绘壁画的多室砖墓
沙沟M1位于太原市万柏林区沙沟村西450米处，因施工破坏严重，但墓室保存尚可。这是一座多室砖室墓，由主室和四个侧室组成，方向188度（图二、三）。
墓室用条砖砌成，砌法为三顺一丁。最引人注目的是，墓壁和墓顶有黑白彩绘的菱形图案（图四、六、七）——这是太原地区西晋墓中首次发现。
主室四角距墓底1.16米处，墓壁的条砖延伸砌出灯台；1.82米处用三层条砖斜置砌出小台，可能起加固作用（图五）。
墓室共出土遗物15件，包括陶扁壶、陶罐、陶碗、陶帐座、铜镜等（图八、九）。
陶帐座是用条砖简单雕刻而成，平面略呈方形，中心钻孔，共有7件。有的顶面呈覆斗形（A型），有的顶面较平（B型）。这种陶帐座在洛阳地区西晋墓中也常见，可能是用于支撑帷帐的构件。
陶扁壶呈扁方形，肩部贴塑两钮，底部有条形实心双足（图八）。这种器形在河南偃师杏园西晋墓中也有出土。
铜镜（M1:1）圆钮，宽平缘，内区有铭文“至”字。虽然只有一个字，但形制与“位至三公”铜镜相同，可能是简化版。这类铜镜是洛阳地区魏晋墓的典型器物。
03 城晋驿M1：太原最大的西晋墓
城晋驿墓地位于阳曲县黄寨镇城晋驿村西南100米处，共发现3座西晋墓（M1—M3），呈“品”字形分布（图一〇）。
M1：多室砖墓，祔葬多人
M1是这批墓葬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它由墓道、过洞、墓门、甬道、主室、东侧室、西侧室、北侧室组成，方向174度（图一一、一二）。
墓道南北长18.5米，东西宽1.5—2.4米，深6.3米。东西壁呈二级台阶状，壁面有长条状工具痕迹。
封门很有特色：上半部平置条砖，下半部分内外两部分，外部斜砌条砖（图一三），内部有一排圆木，共5组，每组5—6根（图一四）。这是为了防止盗墓吗？
甬道壁与墓圹之间填塞碎砖块（图一五），可能是为了加固。
主室平面呈弧边方形，边长2.8米，高3.7米。四角攒尖顶（图一六）。墓底有2具木棺，一具紧贴西壁，一具位于中部，均头朝南，仰身直肢，人骨下铺白石灰（图一七）。
北侧室、东侧室（图一八）、西侧室也各有2具或1具木棺，棺内人骨均头朝主室方向（南），人骨下铺白石灰。这种多室墓的布局，是祔葬墓——主室葬墓主，侧室葬亲属或侍从。
随葬品共31件，包括陶罐、釉陶罐、陶帐座、银钗、银手环、铜镜、铜叉形器、木印章、金珰、石黛板、铜钱等。
木印章（M1:13）：出土于主室东侧棺内人头骨西侧，方形，边长2厘米，高1.2厘米。中部有横向对穿孔，应为系绳之用。正面篆书“闵博印信”，背面篆书“闵博”（图二六）。这是墓主人的私人印信，“闵博”是他的名字或字号。
金珰（M1:21）：出土于西侧室南侧棺内人骨头顶。残。鎏金，背板为铜牌。尖顶，圆肩，底微内凹。上饰蝉纹，蝉眼凸起，内镶物脱落，纹饰布满细小金粟粒（图二一）。《后汉书·舆服志》载：“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金珰是高级官员冠上的装饰物，说明墓主人身份不低。
铜叉形器（M1:17）：器身主体为长条形横框，中间有一条竖梁，两端形制对称，各有四个圆弧的叉头（图一九）。这件器物与河南曹操高陵出土的同类器形制相同，可能是某种仪仗用具或兵器。
铜镜3件：均为圆钮，宽平缘，镜背中间有隶书直行铭文“位至三公”，两侧饰夔纹（图二三—二五）。“位至三公”是魏晋时期流行的吉祥语，表达了墓主人对高官厚禄的向往。
釉陶罐2件：M1:9通体施红褐釉，肩部饰两道弦纹（图一九、二〇）；M1:10施黑釉，仅存底部。这两件釉陶罐与河南偃师杏园村34号墓出土的釉陶罐器形相同。
石黛板（M1:20）：表面有红色物质（图二二），可能是用于研磨黛粉化妆的。
银钗（M1:11）和银手环（M1:12-1）：出土于棺内，是女性的饰品（图一九）。
M2：多室砖墓，亦有彩绘
M2由墓道、墓门、甬道、主室（图三〇）、南侧室（图三二）、东侧室（图三四）、西侧室（图三三）组成，方向354度（图二八、二九）。墓顶有黑白彩绘（图三一）。
出土遗物30件，包括陶罐、釉陶壶、陶魁、陶灶、陶帐座、银钗、银手环、铜镜等（图三五—三九）。
釉陶壶（M2:8）：盘口，束颈，折肩两侧有兽面衔环铺首，圆鼓腹，喇叭口状圈足。通高38.6厘米，是这批墓葬中最大的釉陶器（图三五）。
陶灶（M2:10-1—3）：平面近方形，前侧面有方形灶门，灶门上有山形挡火墙，后侧面有柱形烟囱。灶面刻划鱼、虾、铲等食物和炊具图像（图三五）。灶面上还配有釜、甑各1件。
陶魁（M2:9）：口近直，一端贴塑棱柱状柄，前端呈桃心形（图三五）。这种器形在洛阳地区西晋墓中常见。
M3：单室土洞墓
M3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方向353度（图四〇、四一）。出土遗物7件，包括陶罐、釉陶罐、铁镜、银钗、铜钱等（图四二）。
04 国科大M23、M25：两座单室土洞墓
国科大墓地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镇城大街与东西山旅游公路交叉口东50米，共发现2座西晋墓（M23、M25），均为单室土洞墓（图四三—四五、四七、四八）。
两座墓均为长斜坡墓道，中间有过洞，通过甬道与墓室相连——这种形制与敦煌晋墓相似。
M23出土遗物12件（图四六），包括陶罐、陶碗、陶灶、陶井、陶帐座、釉陶罐、银钗、银手环等。
M25出土遗物10件（图四九），包括陶罐、陶碗、陶灶、陶井、陶帐座、釉陶罐、铜镜、铜钱等（图五〇、五一）。
其中铜钱为“大泉五十”，是新莽时期的钱币，在西晋墓中出土，可能是作为古钱随葬。
05 彩绘壁画：从中原到河西的文化传播
沙沟M1和城晋驿M2的墓壁上，都有黑白彩绘的几何纹。这种装饰手法，在太原地区西晋墓中是首次发现。
有趣的是，这种墓室内绘制黑白彩绘几何纹的做法，主要分布在甘肃武威地区，包括武威南滩M1、武威师范学院魏晋墓、臧家庄M1和M2等，嘉峪关地区也有零星发现。
太原与武威，一个在山西，一个在甘肃，相距千里，为什么会有相同的墓葬装饰？
这很可能与西晋末年的人群迁徙有关。西晋末年，战乱频繁，河西走廊远离中原，社会相对稳定，大量中原人群避难迁往河西，带去了自己的文化风俗，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葬俗。
沙沟M1和城晋驿M2中的彩绘几何纹饰，为研究魏晋时期中原和西北地区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线索。
06 太原西晋墓的特点：与洛阳“晋制”的同与异
太原地区目前确认的西晋墓共有11座。与以洛阳为中心的“晋制”相比，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相似之处：
长斜坡墓道两侧台阶式内收
砖室墓墓室四角砌筑灯台
墓壁呈弧形
不同之处：
随葬器物组合差异较大。洛阳西晋墓的常见陶器组合包括生活用具、模型明器、俑三大类，而太原地区西晋墓几乎不见俑类，生活用具和模型明器的种类也较单一，没有洛阳地区常见的多子桶、空柱盘等。
这可能与太原地区远离政治中心、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有关，也可能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丧葬习俗差异。
07 结语：西晋太原的豪门与百姓
六座西晋墓，三种不同的墓葬形制，为我们勾勒出西晋时期太原社会的不同阶层：
城晋驿M1：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出土金珰、木印章、铜叉形器等高级器物。墓主人“闵博”可能是中高级官员，与西晋名将刘琨有一定关系。阳曲县是刘琨抗击匈奴的重要基地，也是他“召集亡散”的“徙居”之地。这位闵博，或许就是刘琨的部下或战友。
沙沟M1和城晋驿M2：多室砖墓，有彩绘壁画，随葬品较为丰富，但不见金珰等高级器物。墓主可能是地方豪强或富裕平民。
城晋驿M3和国科大M23、M25：单室土洞墓，随葬品较少，墓主可能是普通平民。
六座墓，三种身份，一个时代。它们共同诉说着西晋太原的故事：那个动荡的年代，有人身居高位，有人富甲一方，有人默默无闻，但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而那些黑白彩绘的几何纹，从武威到太原，跨越千里，见证着乱世中人群的迁徙与文化的交融。
参考资料：姬凌飞,裴静蓉,冀瑞宝.太原市六座西晋墓的发掘[J].考古,2025,(12):38-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