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市博物馆(一)

      从云冈石窟和观音堂回到大同市内，已是中午，选择了另一家网红店——紫泥369粗粮季，按照网上推荐，点了黄米凉糕、沙葱油泼莜面、过油肉、招牌茄子和金丝小饼。游记还是应该及时写，时间长了，当时的味道和心情都忘了。没办法，总是没有时间。

      后面这幅大型壁画叫做《北魏贵胄出行图》，高约15.5米，宽约50米，面积770多平方米，是由中央美院孙景波、王颖生两位教授根据大同沙岭村北魏壁画墓“出行图”创作的，体现了北魏贵胄出行时的仪仗队伍场面，画中的出行队伍分前、中、后三段，前段是导骑队及吹长号角的骑兵；后段为“甲骑具装”的重甲护卫骑兵；中段较为复杂，左右两列步行者为身着兽毛外翻披衣、头戴风帽、手持长槊的步兵护卫，中间前部依次为击鼓者、扛仪仗者、伎乐杂耍者，然后是近卫骑兵护送下的引导车辆、贵胄车辆、殿后车辆。人物服饰以鲜卑服饰为主，与中原汉家穿戴截然不同。但队列秩序、仪仗器物等又大量依据中原礼制，整幅画面体现了北魏时期平城（大同旧称）胡汉融合。

      从上到下依次是晚侏罗世时期的跃龙脊椎、蜥脚类恐龙股骨和晚白垩纪时期的天镇甲龙尾锤化石。

      照片中正在进食的恐龙模型是跃龙，又称异特龙或异龙，是兽脚亚目肉食龙下目恐龙的种属，它是一种大型的二足行走、肉食性恐龙，成年个体平均身长8.5米，最长可达13米。其下颌可以前后滑动，在进食时颌部可以先上下张开，然后再左右撑开吞下食物，嘴部有数十颗向内弯曲的牙齿，这些牙齿大而尖锐，可以轻松咬断猎物的喉咙。相较于强壮的后肢，它的前肢小，手部有三指，指爪大而弯曲，长度25厘米。它的尾巴长而重，可以平衡头部和身体的重量。它的主要食物来源可能是其他植食性恐龙。照片中远处有细长脖颈的恐龙是不寻常华北龙，属于蜥脚次亚目巨形类恐龙，生活在距今约0.75亿年前的中国北部， 是四足行走的植食性恐龙，也是天镇恐龙动物群的代表之一。

甲龙牙齿（晚白垩纪）

兽脚类恐龙牙齿（晚白垩纪）

天镇甲龙脊椎化石（晚白垩纪）

镰刀龙手骨化石（晚白垩纪）

       沧桑代地展厅。百万年前，恒岳山崛起，大同湖涸缩，沧海变桑田，于是万物生机勃勃，人类文明兴起。商周时期，北方及大同被泛称为“狄”。春秋时期，有了“赤狄”、“白狄”、“长狄”之分。春秋晚期的文献中所称的“代国”即为“白狄”所建，此时，代国与晋国赵氏联姻。之后，赵襄子越过夏屋山灭代国，从此大同进入中原版图。赵襄子立其兄伯鲁之孙赵浣为太子，继位后为献侯。公元前411年，赵献侯在今大同县境兴建“平邑”，此为大同建城之始。其子赵烈侯即位初，常居代地。再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楼烦、林胡，开疆扩土，在原代地东部设置代郡，西部扩增雁门郡和云中郡。今大同地区古属代郡和雁门郡，始终是赵国的北疆重地，也是中原农耕和北方游牧两大文明交流融合缓冲地带的桥头堡。

      10万年前，“许家窑人”在大同湖畔打制石刀石球，渔猎繁衍，其后扩散至沿湖各地。许家窑文化可以说是我国遗存最丰富、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文化，自1974年起经过三次发掘，共发现2万件石制品，石球1千多个，古人类骨骼化石20件。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以距今约1万年左右为分界线，之前为旧石器时期，之后为新石器时期。旧石器时期的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新石器时期以磨制石器为主。中国的旧石器时期文化以秦岭为界分为两个系统，北方以小型石片为主，南方以大块的毛坯砾石为主，许家窑文化即属于北方系统。

      照片中最上面是旧石器中期许家窑人头盖骨复制品，许家窑人的头骨已接近现代人，但他们的脑容量很大，是更新世中脑容量最大的，比现代人还要大，现代人脑容量在1400ml左右，许家窑人在1700ml左右，其实脑容量与智商并无明显关系，脑容量大只是许家窑人的一个特点。 

      照片中较圆的石器是石球，属于旧石器晚期，大小不同，用途也不同，一种是将石球与木杆连接，在木杆一端绑上绳子，通过甩动绳子，将石球甩出去击打猎物，另一种是用两根绳子绑上兽皮，像投石器一样发射石球，最远可以打出60米。照片中层和下层的最右侧分别是马牙化石和石片，属于旧石器晚期。

      鸵鸟蛋化石、原始牛头化石（更新世中晚期）。

      石磬。磬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石质乐器。古人认为其声清脆悠扬可以通神达天，又称“天籁”。这件石磬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物，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石磬之一，器型硕大，音响清越，这种可以单独悬挂的磬也称“特磬”，主要用于祭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乐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青铜牺尊（春秋晚期），这件是复制品，原物藏于上海博物馆，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文物原件于1923年在大同浑源县李峪村被村民高凤章意外发现，一同被盗掘的还有六十余件青铜器，其中包括鼎、盘、盉等礼器，也有戈、剑等兵器，在众多青铜器中，这件牺尊格外显眼。这个消息引起法国古董商瓦涅克的注意，瓦涅克马来到李峪村，经过近半个月的收购活动，他从当地人手上买了20余件铜器。瓦涅克也多次来到高凤章家中，买走不少青铜器，可是对于这件浑源牺尊，高凤章却怎么也不肯卖。瓦涅克软磨硬泡的手段使尽后，仍不能如愿购得这件牺尊。于是他将村民们告上法庭，罪名为：从村民处购入的青铜器为赝品。由于种种原因，瓦涅克并未能如愿购得牺尊。后来浑源牺尊几经易主之后，被卢芹斋收入囊中。卢芹斋是一位著名的古董商，经他手售卖海外的文物不下千件之多。他企图将浑源牺尊偷运出境并高价卖给欧美的博物馆。卢芹斋欲将国宝卖到海外的消息传出后，一批爱国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对其痛斥。1947年，郑振铎先生发表《保护文物刍议》一文，文中郑先生抨击了不法古董商走私文物的卑劣行径。一年后，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卢芹斋只得动用关系，通过贿赂海关官员，在海关报关时，以“仿制品”的名义盗运出国。所幸的是，卢芹斋的阴谋被识破，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成功将文物拦下。1952年12月21日，浑源牺尊入藏了上海博物馆，从此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珍藏之一。

      这件牺尊由于是出土于浑源县，后被命名为“浑源牺尊”。它高33.7厘米，长58.7厘米，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牛背上的三个空穴原来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从其特殊的结构分析，它有可能是一件温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器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牛腹用来温酒。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首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这件牺尊集盛酒、温酒为一体，为目前发现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这件牺尊的牛鼻上还穿有一环，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

蟠虺纹青铜豆（春秋时期）

蟠虺纹青铜鼎（春秋时期）

      新石器时期石锄、商周时期双孔宽扁形石锄。

陶鬲（商周时期）

      青铜圆茎剑、青铜扁茎剑（春秋时期）。

陶索纹青铜豆（战国时期）

      绳索蟠螭纹青铜壶（战国时期）。铜壶颈部有一对铺首衔环，网状绳索纹将壶体表面分成一个个小格子，格子里是两条盘旋的龙，是中原青铜器上常见的蟠螭纹。绳索纹样式的青铜壶集中出现在北方，最北不过大同，最南不超过保定和石家庄，出土年代最早不过春秋。这种绳索纹源自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常见的蟠螭纹相结合，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

青铜壶（战国时期）

彩绘陶壶（汉代）

铁权（秦代）仿制品

镂空四神铜炉（西汉）

      嵌贝铜龟镇（西汉），共四件，乌龟的头和四肢均用青铜铸成，龟壳用虎纹贝壳制成，非常别致。这种镇是用来压席子的，叫做席镇。唐代之前没有椅子，古人席地而坐，为防止席子卷角，用镇来压住席子四角，镇逐渐具备观赏性，两汉时期，席镇的样式繁多，有鹿镇、羊镇、豹镇等，但贝壳镶嵌的席镇仍是较为罕见，这种贝壳需要从沿海城市引入，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不一般。

铜熏炉、铜筒形器（西汉）

      铜温酒樽、耳杯套件（西汉），这套用具器型较小，耳杯只有3.5厘米长，不具备实用性，只作冥器。

铜鎏金兽面纹铺首（汉代）

      东王公西王母神兽镜（汉代）。铜镜的下面是西王母，人物旁边刻有“王母”二字，上面是东王公，旁边也有名字。西王母就是传说中的王母娘娘，居住在昆仑山，掌握不死神药，神通广大，能给人们赐福，这里将西王母刻在镜子上，是为保佑主人家吉祥如意。

      西汉末年暴发过一场由西王母信仰引发的运动，汉哀帝时，有人声称拿着西王母发的书就拥有不死永生的能力，所谓的“书”就是植物杆和柴木棍，看起来荒谬，但引发的人员运动规模很大，数千人拿着“书”互相传颂，从河南、山东扩散到关中地区，影响了26个县郡。当时的朝政大权由王太后、傅太后、丁太后临朝亲政，这场由西王母信仰引发的运动被有心之人拿来作为王太后的瑞兆，给王太后带来支持。王太后是王莽的靠山，所以这场运动也成为后来王莽能够上位的诱因之一。王莽时期，西王母信仰更加高涨，当时器物上都只有西王母，没有东王公。西王母的信仰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夏朝以前，据说是母系氏族时期的羌族图腾，后来进一步演变，成为《山海经》中具有野兽形象的神怪，《山海经》中西王母豹尾虎牙，秦汉时期，西王母形象变为眼前这种贵妇形象，成为西方神秘莫测的神祇。其实早期的西王母并没有配偶，东汉中期，人们给西王母来了个镜像配偶，即东王公，逐渐演变为西王母是女仙之首，东王公是男仙之首，这应该是男权上升的结果吧。

      照片中从上至下依次是：汉代白玉剑璏[zhì] ，是用来佩戴和稳固剑体的工具) ; 汉代青铜弩机，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相较弓箭使用起来更为灵活，主要用来远程射杀，它还要搭配一个木制的弩臂，弩臂上搭着弓架、弓弦，弓弦张开后搭在弩机上，扳动弩机，弓弦瞬间松开，弓箭射出，弩机内部结构分为望山、牙、钩心和悬刀四个部分，弓弦卡在牙上，牙连接悬刀，悬刀相当于扳机，它一松动，牙随之松动，与现代的手枪相似；鸟形铜饰件，是汉代匈奴人的某种饰件。

      平城建筑模型，展现了京都平城最盛时的城市建设规模。北魏平城是在秦汉平城县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总体分为宫城、外城、郭城。城市布局以宫城为中心，向外扩展。宫城位于平城北部，建有天文、太极、太和等宫殿。东设太庙、东苑，西置效天坛、西苑，北建北苑，南筑圆丘、明堂等。外城坊间开巷，巷通街衢，规划完整，布局严谨，为里坊式格局。京都平城人口百万，各地商户云集，各国使者络绎不绝，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

      接下来是几组北魏时期的建筑材料：照片中上面一排分别是：“传祚无穷”筒瓦两件、板瓦、磨光板瓦、筒瓦两件、琉璃板瓦、筒瓦；下面一排是石雕柱础。从它们的大小能看出应该是皇家宫殿建筑上的构件，制作精细，其中这种磨光板瓦在做好后，要用一种西域产的胡桃油精心打磨很久后才能使用。

      瓦当，俗称瓦头，是古建筑构件，起着保护木制飞檐和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其样式主要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北魏瓦当继承了汉代瓦当的风格，又丰富了瓦当的内容。大同出土的北魏瓦当主要集中在操场城北魏1号建筑遗址，柳航里北魏明堂遗址、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和大同县西册田北魏瓦窑遗址。瓦当纹饰丰富，制作精致。当面装饰有文字、莲花、兽面、人面等，极具时代和地域特色。大同操场城北魏1号建筑遗址出土的瓦当是目前大同地区出土北魏时期瓦当种类最多的地点。其中兽面纹瓦当数量最多，制作十分规整，宽边轮，当面磨光，模印兽首额头饰皱纹，瞪目狰狞，獠牙外翻，凶猛威严。该遗址出土的文字瓦当最丰富，内容多为吉语。这些特殊瓦当配以大型板瓦、筒瓦，同在这样大型的建筑遗址中出现，显示出原建筑的地位崇高，皇家气息浓厚。

      铺首衔环，是中国古代建筑和器物上的附件。铺首一般作为衔环的底座，与环配套使用，集装饰、驱邪避凶和实用功能为一体。北魏时期较为流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照片中的铺首衔环多为北魏建筑遗址和墓葬中出土，图案精美、雕刻生动，主图为兽面，犄角上扬，双目圆睁，以舌衔环，两角间饰忍冬纹、三角纹或童子等图案。环呈圆形或椭圆形，以素面或浮雕相对二龙为主，是精美的艺术珍品。

      士兵头戴兜鍪或鸡冠风帽，左手勒缰，右手平举兵器，整装待发，威风凛然。

      按序号，1为北魏铁斧，3为石磨，其余为铁镢头。

      辽金时期，石塔被辗转运到朔州，安放于崇福寺。1939年，塔身和塔基被日军抢掠运往东京，本地爱国人士丁克成冒着生命危险将体积偏小的塔刹藏起来，于1953年献于崇福寺，现存朔州马邑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开始向日本追缴失去的文物，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员会由众多文博界的泰斗和有识之士组成，包括梁思成、李济、张凤举等人。文物追讨工作非常困难，历时好几年，最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日本将一些公开抢掠的文物先后分6批归还中国，共计105箱1457件，运送到台湾。九层千佛石塔是日本战败归还的第二批文物中的一件。1956年，以登录号7032号编入中国台北历史博物馆，至今仍存放于该馆。九层千佛石塔身首分离近一个世纪，能够合璧成为海峡两岸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其间，有关部门一直在坚持做这项工作，期盼能够早日梦圆。

      一组玻璃器：玻璃小瓶、玻璃残器、玻璃壶、玻璃碗和半球形玻璃泡饰件。这些玻璃器可是风靡整个北魏王朝的高端奢侈品。当时中国本土生产的主要是铅钡玻璃，不但色彩混浊不透明，而且非常容易碎，这种晶莹剔透的蓝色玻璃属于钠钙玻璃，非常通透，耐高温，硬度也不错，深受北魏贵族喜欢。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不掌握该技术。这种技术当时掌握在罗马帝国和萨珊帝国，玻璃制品基本靠胡商通过丝绸之路带过来。但从出土文物研究看，北魏可能已攻克了这项技术，如这件玻璃壶，它的外形并不像西方风格，反而与中国本土陶壶的构造一样，因此，这些玻璃器很有可能是北魏工匠的杰作，也是钠钙玻璃本土化的有力证据。这些明亮纯净的蓝色被称为“北魏蓝”。

      石雕棺床。2001年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出土，细砂岩石质。棺床前立面整体呈倒“山”字形，石板上部留白，中部上层横向雕刻波状忍冬纹带，下层雕浪尖纹带，其下三床足，床足间的石板并未凿空，石板面上留有清晰凿痕。两侧足雕浪尖纹，中央足雕一兽面，犄角上扬，两眉粗壮，怒目圆睁，獠牙外翻，凶猛威严。其中一块正面雕刻四朵莲花。这些纹饰最早流行于西亚和地中海一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一组杂技俑（复制品），包括两旁六位观众和中间三位演员，表演的是当时流行的杂技高竿飞人。正中间的演员头顶一根竹竿，上面有两个孩童正在高高的竹竿上攀爬舞蹈，看起来宛若凌空腾飞的伎乐天。从两旁拍手叫好的观众可以看出表演的精彩程度。这些表演人应该是来自当时的中亚、西亚，自汉朝开通丝绸之路后，这些杂技高手就来到中国，善于经商的他们主要是带着各种货物来到中国做生意，表演杂技一般只是副业，不过是在旅途中挣点盘缠，改善一下伙食而已。当时人们称这些杂技叫做百戏，百戏的类型非常多，包括吞剑、喷火、走钢丝、抛球，以及眼前这种高竿飞人表演等。汉朝之后，华夏大地经历三国纷争、五胡十六国动乱，丝绸之路往来几乎断绝，这些杂技俑的重现，说明北魏王朝统一北方后，再次打通了这条文明交流的商道，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鲜卑族耳饰数量较多，形式多样，大体上分圆形或椭圆形、螺纹花式和连坠式三种。表面光素的圆形或椭圆形耳环是出土最多、形制最简单的一种，多由中间粗、两端细的金丝弯曲而成，断面呈圆形、方形、八边形等。连坠式耳饰，是在耳环下悬挂一组连坠饰物，包括珠饰、小铃、金饰片和宝石等，装饰华丽繁缛，一般为鲜卑女性佩戴。

      嵌宝石人面龙纹金耳坠，带链通长14.6—17厘米。主体为一圆环，环身两侧斜上方焊接链饰，环身上部圆细，上部的中间有一内向的机括：下部锤揲成扁宽状，中间錾刻一人面，人面两侧各刻有一龙。人面鬈发、深目、高鼻，颈佩联珠纹饰，肩下刻以覆莲。两侧的龙双角长弯，以金珠焊缀联珠纹，龙口皆向人面。环身下方以两小环扣接两坠。小环处还各焊接一水滴状装饰，内有金托，上嵌宝石，宝石大多脱落。装饰周边饰有联珠纹两周。其下的坠饰有两个，其中之一连着小金棒，小金棒之下依次穿有扁金饰、珍珠、绿松石珠、花草纹镂空金饰和玛瑙珠；另一坠饰为花草纹镂空金托，中嵌水滴状紫水晶。圆环的侧饰为三幅掐金丝而成的图案，内嵌各种宝石，多缺失，周边饰有联珠纹，三幅图案由上到下分别为花鸟、人面及凤鸟。耳饰造型取材于北魏平城时期非常流行的“一人二龙”造型，是由中亚大夏地区“一人双兽”造型衍生而来，在铺首衔环、云冈石窟中也可发现其踪迹。其制作工艺，采用了锤揲、錾刻、焊缀工艺，足见北魏时期高超的手工业水平。

      嵌宝石人面龙纹金耳坠细节，图片来自网络。

      嵌宝石金耳饰，长约20厘米，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为一圆环，环身一部分以联珠纹装饰；另一部分素面，还拴有一联珠纹金托，中嵌水滴状宝石。下半部分的主干为细金丝编成的圆柱，圆柱上挂着镂空金球、圆金片以及金制铃铛。在下半部分的底端，拴有流苏状的细金链，每根金链的底端还系有一个金质的尖形锤饰。

      一组头饰，从材质上可分为金、银、铜三种，从造型上可分为簪、钗等，簪和钗作为发饰，造型上的主要区别在于簪通常是单股的，而钗则是由两股簪子交叉组合成的。此外，簪的形状类似于针，主要用于固定发髻或冠，而钗的形状则为两条金属丝到最后绞成一股，常带有装饰性的挂物，如小珠子或流苏。在使用场景上，簪更多用于实际的发型固定，而钗则更多用于装饰。在文化含义上，簪的使用较为普遍，不分性别，而钗则更多与女性相关，并且在古代常作为信物或定情之物。

彩绘陶马单辕轺车

      彩绘鳖甲式车顶陶牛车，也是博物馆大厅雕塑的原型。

      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的釉陶骑马仪仗俑，宋绍祖夫妇墓出土的彩绘陶甲骑具装俑和彩绘陶骑马仪仗俑。

      封和(上穴下夭)(音要)墓志（北魏正始元年504）；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复制品，北魏兴安三年454）；比丘尼昙媚造像碑拓片（复制品，云冈石窟篇中讲过）；瓦刻文字和文字瓦当。

      以下依次是：彩绘陶樽，两件石雕柱础，石雕方砚（复制品）；石雕柱础，北魏墓发现的东汉铜镜，浮石，铁剪子，彩绘陶案几；龙首铜帷帐钩。

      宋绍祖夫妇墓俑群，2000年出土于北魏宋绍祖夫妇墓，是墓主人出行仪仗列队的再现。整个列队有骑马武士俑、甲骑具装俑、仪仗俑、披铠步兵俑、牛、马、牛车等，以墓主人乘坐的华美牛车为中心，武士俑与先导车前引，重骑俑与鞍马殿后，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这些骑兵和步兵手中武器出土时已腐朽不存，但人马排列整齐。墓主人的牛车并没有摆放在这里，而是前面展示的彩绘鳖甲式车顶陶牛车，也是博物馆大厅雕塑的原型。